玻璃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它已走过了五千多年的历史。虽然在不少中国古籍中，如《穆天子传》、《尚书·禹贡》、《论衡》、《汉书·西域传·地理志》、《盐铁论》、《魏书·西域传》、《太平御览》、《旧唐书》、《北史·大月氏传》等，对玻璃已有了各种各样的记载和描述，但中外学术界对中国古玻璃的研究，起步较晚，进展也较慢。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古玻璃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玻璃是从埃及传入的。虽然中国陶瓷中的釉料与玻璃的性质相同，但中国不存在专门制造玻璃的技术和作坊。到了20世纪30至50年代，随着铅钡玻璃在中国的陆续出土，使西方学者大受震惊并改变了看法：因为西方的铅钡玻璃出现于19世纪(1884年)；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玻璃中含铅很少。因而中国在公元前已出现了自己的玻璃制造技术，同时中国的铅钡玻璃是其他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我国对古玻璃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袁翰青、干福熹、杨伯达、陆寿麟、张福康等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测试与研究，提出了中国古玻璃自创说的观点。本文拟就广东出土的古玻璃作粗浅的探讨，谬误之处，敬请斧正。

一、广东出土古玻璃概况

1、 广东出土最早的玻璃器系出自肇庆市北岭松山大墓。该墓的年代目前争论较大，主要有两种看法：一说是战国晚期，另一说是秦统一岭南以后至南越国早期。支持后一说的学者占多数。该墓出土琉璃珠1件，圆形有孔，蓝色半透明，有白色圆涡纹，长径1.8、孔径0.9厘米[1]。该墓于1974年发掘。之所以称之为大墓，是因为其规模较大：为土坑木椁墓。坑长8、宽约4.7、深6米。棺椁全部腐烂，尚存七条垫木，中间五条粗达34厘米以上，由整条木头稍加砍平而成，可能是枕木；两头的较细，粗仅10余厘米，可能是挡板。依据朽木的痕迹测量，椁长7、宽4.5、高1.3米。椁的底下有一个深26、直径38厘米的腰坑，内埋一陶罐。墓中出土器物共139件。其中大部分是青铜器，能看出形状的有108件，占全部出土器物的78%。计有饮食器、乐器、兵器、工具、杂器等。另有陶器21件，占14.7%，计有瓿、罐、盒、瓮、珠等。金柄玉环、玉带钩等金、玉、石器和琉璃珠共10件，占7.3%。此外，还有一些漆器，残存粘附于泥土中，看不出形状。

2、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嵌蓝玻璃铜牌饰。南越王墓坐落在广州市区北面越秀公园西侧海拔49.7米的象岗山上。1983年发掘，是迄今为止岭南发现的汉墓中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例。该墓凿山为陵，采用竖穴和掏洞相结合的做法，呈"凸"字形，深20米，东西宽12.5米，南北长10.85米。墓室前部分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4室平行纵列，分主室和东西侧室，主室之后有后藏室。各室有过道相通。墓底铺木板，整个顶用24块大石板覆盖。前室的顶盖、四壁及二道石门都施朱墨两色的卷云纹装饰。出土文物1000余件（套），包括金银器、玉器、青铜器、陶器、丝绢衣物、珍珠、药石、漆竹木器等等。墓主身着玉衣。从"文帝行玺"及"赵末"玉印推断，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赵末[2]。嵌蓝玻璃铜牌饰共出11对，尺寸约为长10、宽5、厚0.8厘米，，周边鎏金，中间嵌一块浅蓝色平板玻璃。出土时每件都有丝织物包裹的痕迹。墓主身着玉衣，两侧各有5把佩剑。从剑格到剑身中部的位置处排列4对铜牌饰，其中嵌蓝玻璃的2对；镂空龙绕双龟纹的2对。另外，在同墓的右夫人棺具位置中出土1对；西耳室内出8对。此外，墓门外两殉人的棺具位置各出1对斗兽纹铜牌饰，但无嵌玻璃。

3、广州市小北横枝岗1号墓出土的三件玻璃碗。该墓于1954年发掘。从出土的陶瓮上有"五铢"钱文戳印推断，其年代上限当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始铸五铢钱之后，当时南越国已灭亡，属于西汉中期。该墓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墓坑长5.7、宽3.8、深6米。南面有斜坡墓道。棺椁已腐朽不存。随葬陶器共71件，有瓮、罐、联罐、瓿、鼎、盒、盆、熏炉、壶、匏壶、樽等，以及井、灶模型各1件。铜器有鼎、壶，及刀、削、锛等工具。漆器已坏，只见残迹。棺具位置处出有铜带钩、铁镊、玻璃碗等。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3件玻璃碗，1件出自墓室的北部，2件出自靠南部。同作深蓝色，半透明，大小相近，形状相同。为广口、圆腹，略带台足，模制成型。器的内壁光滑，外壁经打磨，呈毛玻璃状，口沿下磨出宽弦纹一道，并染有朱砂的痕迹。口径10.6、壁厚0.3厘米[3]。据测定，均属钠钙玻璃系统。从制作风格及玻璃的化学成份看，应是地中海南岸罗马玻璃中心公元前1世纪的产品。

4、广州市小北横枝岗2号墓出土的1件玻璃带钩。该墓与上述1号墓相距约30米。墓坑长5.26、宽2.78米。棺椁全朽。随葬品以铜器为主，计有壶、钫、禾、温酒樽、卮等酒器；鼎、盆、削、熏炉等用器；铜剑、铜镜、眉笔等共17件。还有铁镊、滑石璧等。陶器有罐、壶、钫、碗、盆等15件。铜镜2件位于南面，滑石璧2件在北面，相互对称[4] 。玻璃带钩出在左（男）棺位置内的镜、璧之间。钩体扁平，扣弯圆，呈青绿色透明，长7.8厘米。带钩是中国战国以来传统的服饰用具，可认为是中国烧制的产品。

5、广东省徐闻县东汉墓群出土的玻璃珠饰127颗。徐闻县位于雷州半岛南端，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是广东最早的县治之一，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已经设置[5] 。1973年冬至1974年春，在该县南部琼州海峡岸边的高崖上共发掘东汉墓51座。其中45座是长方形单室平底券顶砖室墓。另6座是砖石合构、石室和土坑墓。墓门基本朝南，墓室都很狭小，最大的33号墓长3.6、宽2.04米；最小的23号墓仅长2.14、宽0.8米，深度都在1米左右。出土遗物计有：陶器103件，全是实用器，包括釜22件、罐36件、盆8件、钵4件、器盖2件、陶珠78粒；铁器26件，包括斧5件、凿2件、刀10件，鱼钩、发钗、指环和马鞍形器各一件，以及6件残器器形不明；铜器8件，包括盆1件、碗3件、镜1件、器盖1件、镞2件；东汉五铢钱10枚；银器有手镯1件、指环2件。另外填土堆中出土有肩石斧2件，可能不属于墓中随葬品。珠饰共出有308粒，大小形状不一，种类有琥珀（1粒）、玛瑙（25粒）、水晶（3粒）、紫晶（2粒）、玻璃（127粒）、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等[6]。这些珠饰分别出自14座墓葬，出20粒以上的仅5座。它们有些与陶珠相混合，大多出在墓室中部偏北处，应是颈部饰物。这批玻璃珠呈深蓝色，与广西、越南等地出土的同时期珠饰极为相似。未经科学检测，估计是中国制造的。

6、广州先烈路龙生岗东汉墓出土的玻璃珠。该墓为"假双层分室"结构，墓坑长6.2、宽3.6米。前室周壁原有彩画，已剥落。出土物有陶器、青铜器、漆器、木器，以及玻璃、玛瑙、玉等珠饰和金、银指环、银镯等饰物。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墓中出土的大量蓝绿色玻璃珠，经检测铅钡成份微量或者没有[7]。
7、广东肇庆东晋墓出土的一件玻璃器，口径8.8、高7厘米，略呈绿色透明状。壁薄、侈口、沿外微束，鼓腹圜底，重54克。墓中还出有水田模型、城堡模型、虎子等一批青瓷器。从墓砖铭可知墓主人是"广州苍梧广信侯"。该玻璃器未作成份测试，推测是外来品[8]。

二、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

1、中国古玻璃的起源与产地

中国的古玻璃最早产生于何时？从考古学的材料看，自1949年以来，在河南、陕西、湖南、山东、广西、广东等地的墓葬中，多次出土料珠、管珠、蜻蜓眼、琉璃璧、耳当、琉璃杯、琉璃瓶、琉璃剑首等文物，最早的是属于约公元前13世纪的墓葬。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管、珠、璧、剑首等器物。从器型到纹饰都具有明显的中国早期的和传统的风格。经研究，琉璃是在低温熔融后制成，与玻璃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仅仅是透明度差一些。从古籍材料上看，我国不少古文献对玻璃记有多种名称，如 琳、琅干、琉琳、陆离、琉璃、玻黎等等。中国考古学界根据透明度分为：不透明者为"料器"，半透明者为"琉璃"，透明者为"玻璃"。实际上它们的化学成份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玻璃起源于西周，而且应该是中国自己制造的。
从出土的实物资料看，至少在汉代以前，我国制造玻璃已形成南方和北方两大系统。北方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其产品以PbO-BaO-SiO2（铅钡玻璃）为主。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嵌蓝玻璃铜牌饰经测定含铅较高，属铅钡玻璃系统。而且这种铜牌饰是典型的北方匈奴族人用器（嵌玻璃的仅南越王墓首见）。因此可以推断，这批蓝玻璃是产自中原地区。铜牌饰本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常用的带饰。而这批镶嵌蓝玻璃的铜牌饰，笔者认为已不是一般的实用器，而是珍贵的工艺品。应该是随秦军南下而留落在广州的北方产品。南方的古玻璃产地以湖南至两广为中心，其产品除铅钡玻璃系统外，主要以KO2-CaO-SiO2 (钾钙玻璃)和KO2-SiO2（钾玻璃）为主。广东徐闻东汉墓、广州龙生岗东汉墓出土的玻璃珠饰，以及广西汉至宋代墓葬出土的大批玻璃器、越南出土的同时期玻璃器当属此列。

2、与陶瓷釉料的关系及其发展缓慢的原因

我国的原始瓷最早出现于商代。陶瓷的釉料一般以石英、长石、粘土等为原料，化学成份为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铁、氧化钙、氧化钾、氧化钠等，与玻璃有着基本相同的本质，在商代的原始瓷上已有使用。玻璃与陶瓷、冶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陶瓷、冶金技术在我国商周时期已有很高的水平。从目前考古学的材料看，我国古代玻璃的出现应在陶瓷之后，很有可能是在陶瓷釉料的启发下而出现的一门新的手工业。
既然我国出现玻璃制品的时间相当早，而且玻璃与陶瓷釉料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我国陶瓷业的发展又非常迅速，成为闻名世界的"瓷国"。按说我国古代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应该没有什么阻碍。那么，造成我国古代玻璃制造技术与产量的提高和发展缓慢的原因是什么？是审美取向的因素、或是玻璃易碎等其它原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古玻璃因原料造成其成份是铅钡或钾等元素为主，而且是低温烧成。这种玻璃与西方的钠钙玻璃相比，质松、易碎、不耐冷和热。因而作为日用品，它比不上陶瓷器经济、耐用；作为装饰品，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崇尚玉的传统，玉不仅美观，更重要的是人们认为玉能避邪、保平安，因而玻璃不可能取代玉的主导地位。

3、与海上交通贸易的关系

    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0世纪至18世纪的中王国第十二王朝时期，就已经掌握了制造玻璃的技术。因而世界公认，埃及是发明玻璃制造技术最早的国家之一。而且西方玻璃的应用又早于中国。中国古籍上对玻璃的各种名称的记载，一般都认为是外来语。因此，过去许多学者都坚持"中国玻璃起源于西方"的观点。虽然目前"中国玻璃自创"说的观点已日益得到认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的玻璃生产，以及目前出土的古代玻璃器，与对外交通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地区，则主要体现在海上交通贸易方面。

    根据古籍的记载和考古材料的证实，珠江口向西通往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航线，是一条最古老的南海航线，早在先秦时已经开通。《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时派使者携带黄金、丝绸等物品，率领应募商民，组船队从番禺（今广州）基地出发，经徐闻港（今广东徐闻县）远航，到达马来半岛的都元国、新加坡之西的皮宗国、缅甸境内的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斯里兰卡的已程不国。

    东汉时，经徐闻转到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向东南亚出发。由于当时航海技术的局限，船舶只能沿着海岸航行，白天以沿岸标志定方位，夜间以星宿作导航。加上船体小，设备差，携带食品和淡水数量有限，需要靠沿途不断补给，因而形成了《汉书》和《后汉书》中所记载的番禺-徐闻-合浦南海航线。其实这条航线在先秦时期已为民间和番禺地方官开辟和掌握。考古发现已证实了这一点。上述南越王墓出土了原支非洲象牙和西亚银盒，证明番禺早在南越国时期，就已通过东南亚、南亚的海路，与西亚、非洲等地有了交通贸易往来。横枝岗汉墓出土的三件玻璃碗，证实了到西汉中期时，广州与地中海岸的大秦国（罗马帝国）亦有了交通贸易联系。从广西出土的玻璃器情况来看，种类相当丰富，有杯、碗、盘、璧、珠、耳当、环、管、鼻塞、龟形器等。而且数量也很多，最多的为珠饰达一万多件（绝大部分为汉代器物）。

    因此可以推测，广西地区在汉代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玻璃生产中心，其产品除流通到云、贵、川等地外，还通过这条南海航线流通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据晋代僧人法显著《佛国记》的介绍，从公元三世纪到七世纪前半期，南亚、东南亚多国和大秦（罗马帝国）多次派使节前来中国朝贡贸易，输入的物品当中就有琉璃器。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云："外国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人多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交广"即今广东、广西、越南一带。这是目前所见关于两广地区制造玻璃的最早记载。从这段话来看，"交广人"作玻璃碗的方法和技术应是向外国学来的，或者起码是在研究舶来品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但是，中国古代玻璃的生产，无论在技术还是在产量的提高方面，发展都相当缓慢。埃及、罗马地区在公元前后出现的玻璃磨砂技术和刻花技术、在公元5至6世纪出现的玻璃画珐琅技术，到了明清时期才传到中国。

    我国对于古玻璃的研究相对滞后，这与我国出土的和传世的古玻璃器较少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在此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困挠着我们：其一是至今我们仍未发现古代制造玻璃的窑址，这就限制了我们对玻璃制品产地的断定。其二是关于古代玻璃器断代的问题（主要指元代以前的器物）。由于玻璃器数量少，不像陶瓷器那样，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形成了一定的工艺特色和风格。而且玻璃无法用同位素、热释光等自然科学手段进行年代测试，因而对古代玻璃器的断代只能依托于墓葬或遗址、窑址的年代，这或多或少影响了对玻璃器断代的准确性。其三是东西方玻璃制造工艺与技术的交流过程还很模糊。这些限制，使我国古代玻璃史到目前还无法形成序列。我们热切希望，随着出土物的丰富、研究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注释：
[1]广东省博物馆、肇庆市文物局：《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4年第11期。
[2][3][4][7]见《广州市文物志》第90-113页。
[5]《汉书·南粤传》："（元鼎）六年冬……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九郡。"又，《汉书·地理志》：（合浦郡）"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
[6]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载《考古》1977年第4期。
[8]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邱立诚先生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