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瓷器或铜器，有关玻璃的出土文物及史料，只能说中国早在战国时候已经开始使用玻璃，但这些玻璃究竟是中国制，还是舶来品？中国到底在什么时候开始制造玻璃？技术是自创或是习自外国？至今学界仍是众说纷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五光十色的晶莹玻璃，是东西文化交流最早的见证者之一，而玻璃扮演着东西艺术交流使者的特殊角色，至今依然。

  早在商周时候的铸铜遗址和古墓中，已经发现一些可能是玻璃雏形的珠子，推测是铜匠在铸铜时，溅出的铅铜溶液和陶土相混，而意外形成绿色的玻璃。到了两千五百年前左右的春秋战国时代，在今天湖北、河南一带，出现了许多「蜻蜓珠」，这些半透明的蓝色玻璃珠，烧贴着多彩的同心圆装饰，样式相近于西亚的琉璃珠，然而经过鉴定，成分大多是铅钡或钾钙玻璃，与西亚国家惯用的钠钙玻璃配方并不一样，因此许多学者认为这些蜻蜓珠是「有着外来样式的中国珠子」，代表中国琉璃工艺的成熟。

  中国制？舶来品？

  因为研究琉璃珠跑遍中东与西亚国家的国立艺术学院教授施翠峰却认为，烧制蜻蜓珠这样成熟的玻璃珠子，至少要有两千年的玻璃文化，中国在蜻蜓珠之前，不但未见琉璃工艺的脉络，在战国之后，也不再有蜻蜓珠出现，因此他认为，这些蜻蜓珠应该还是进口的舶来品。

  到了两汉，仿玉样式的琉璃，则清楚地标示出它们「Made in China」的血缘。中国人对于玉器有一股独特的偏爱，因此在玻璃的制造上，不同于西方烧制玻璃以各色宝石晶莹透光的质感为上品；而发展出一种不透明、具温润质感的「仿玉」琉璃来。不论是带着谷纹的白色玻璃璧，褐色的玻璃含蝉，或青玉色的玻璃剑饰，都几可乱真，过去也经常被误认为是玉器。「社会价值的认定，是文物发展的基本要素，」逢甲大学历史与人文教学组专任教授刘良佑指出，中国尚玉的价值观，使得琉璃一味追求仿玉，反而阻碍了玻璃艺术丰富的发展。

  丝路琉璃

  中国人其实也欣赏晶莹剔透的玻璃艺术，只是自己做不出来，因此舶来品愈发珍贵。

  晋朝诗人潘尼接受友人款待，在看见主人拿出来招待贵宾的玻璃碗，写下了一首《琉璃碗赋》：「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阻远。」这首诗说明了易碎的玻璃器皿如何乘着驼铃，跋涉千里丝路，远自西亚或罗马来到中土。事实上，打从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发明了吹玻璃的技术之后，这些可以量产，又轻薄通透的「大秦」琉璃，就透过丝绸路或南海路进口到中国，《汉书》中就有记载汉武帝曾经派遣官员，经过南海远航，买回罗马玻璃，让西方的玻璃和中国的瓷器东西辉映的事。

  魏晋南北朝之后，罗马商人直接在京城大量烧制五色琉璃，中国工匠也学会西方的玻璃吹制法，在佛教盛行的时代，玻璃器皿经常被拿来当作盛净水、供佛花果或是高僧舍利子的清净之器。在丝路的敦煌壁画上，就可看到菩萨手中经常拿着一只玻璃器皿。唐代陕西扶风县的法门寺地宫入口处，也发现有只瓷瓶装满五色玻璃珠，用以净化进入者的灵魂。

    玻璃工艺直到明清才又受重视。清代康熙年间，宫中成立玻璃作坊，专门制作皇室玻璃用品，乾隆时候，借着西方传教士引入的西洋技法，结合中国工匠的东方美感，小巧多姿的鼻烟壶开展了中国琉璃最精彩的一页。

  一只只拇指大的鼻烟壶，有白地、红地、黄地、蓝地等多种底色套料刻花。而为了不让鼻烟壶因为太多颜色的堆积显得厚重，也发展出在一个玻璃胎面上的不同地方点黏上不同彩色玻璃，使得小巧的鼻烟壶可以展现出最精致繁复的图案。「虽然玻璃原是舶来品，然而像清朝这样鸡油黄的鼻烟壶到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人烧得出来，只可惜民国以后就失传了，」琉园水晶博物馆创意总监王侠军指着博物馆内「中国古琉璃区」的展品赞叹地表示。

  盛开的玻璃花园

  鸡油黄的鼻烟壶虽已失传，然而这样融合西方技法与中国美感的「中国玻璃」却有再兴之势。这次引渡西方技术，融合东方情境的玻璃艺术，靠得不是外国传教士，不是皇宫的玻璃作坊；而是成立琉璃工坊、琉园的王侠军、杨惠姗等几位现代玻璃艺术家。「玻璃在中国一直算不上一门重要的产业或是艺术，近年来兴起的玻璃工作室，应该可以算是琉璃最蓬勃发展的时代吧！」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韦心滢表示。

  春季里，历史博物馆的《玲珑晶灿──中华古今玻璃艺术展》，除了有中国本土样式、外国传入样式、玻璃与玉器之间的关系、玻璃与丝路之间的关系四个古玻璃主题，另外还有王侠军创作的二十五件现代艺术玻璃。「在中国玻璃发展的历程上，中西文化交流一直发挥重大的影响力，使得琉璃艺术不断地推陈出新。而台湾的现代玻璃艺术正承续这种特性，将中国固有的文化内涵，与西方高超技术相结合，发展出一条新的里程碑来，」史博馆馆长黄光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