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来泉是原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现北京建工集团五建公司）的退休工人，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学徒，因为聪明肯动脑筋，很快晋升为八级木工，并连续获得北京市数届劳模称号，曾与李瑞环一起参加过市群英会。姚师傅一生参加过北京许多重大工程的施工，但印象最深的莫过于1969年参与秘密重建天安门，尽管已是36年前的事了，但至今提起仍历历在目，感慨万端……

　　毛泽东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据史书记载，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18年（1420年），具有550多年历史的天安门城楼，由于兵火战乱，长期失修，建筑结构已严重坏损变形，加之过度采汲地下水和城楼自身重量，主体已严重下沉。解放后虽经多次维修加固，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尤其1969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6到7.5级强烈地震，天安门城楼损坏变形更甚。为确保安全，1969年底国务院决定：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原规格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建筑材料全部更新。

　　天安门城楼结构复杂，工艺难度大，有人提出请外国人承包，但他们提出5年或3年，最快也要两年时间。周总理说，我们不能崇洋媚外。紧接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成了由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被指定承担这项政治任务的是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现北京建工集团五建公司）。

　　为保证严格的工期和高超的质量，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选派了一批根红苗正、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精兵强将，其中大部分为党、团员，他们按部队编制，组成了木工连、瓦工连、彩油连、架子工连和混合连5个施工队，姚来泉就是木工连的组长。

　　天安门城楼长66米、宽37米、高32米，要将这个庞然大物整个罩起来，为它作“世纪手术”，难度可想而知。如果用钢管搭建，需一个月。工期紧任务重，架子工人突破以往方法，用数根杉蒿绑在一起，层层连接，用苇席搭起天棚，除留出送料的循环马道外，整个城楼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丝毫不露。而搭起这个跨度如此之大，堪称世界之最的“天棚”，仅用了8天时间，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同时他们又在中山公园内临时建起一座锅炉房（公园已不对外开放），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楼，苇席四周铺设了几层取暖管，尽管隆冬三九，棚里仍然温暖如春，昼夜通明。

　　当时这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正处于中国内忧（文化大革命）外患（中苏关系紧张）之中，意义尤为重大。为严守秘密，不仅北京市市民不知道，就是近在咫尺的中山公园、民族文化宫的工作人员也不知被苇席围起的天安门在干什么。所有参加重建的人员更要严守秘密，不准和任何人说，甚至家人，这是政治任务。

　　拆城楼前首先要进行测量，公司指派懂得经纬仪的姚来泉配合测量局的同志工作，当时他还不到40岁。他和测量局的同志将城楼所有的斗、拱、声、柱及端门等一一测量。测量后的数据直接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古建专家：宝盒里的粉末是百年真朱砂
　　
　　天安门城楼除底座是砖混结构外，整个城楼为木结构。拆前断掉全部电源后，姚师傅带着两个人登着杉蒿绑起的梯子，爬到天安门最高的脊瓦处。按指挥部命令，他要找出正中的脊瓦，至于干什么，不知道。多年从事过重大工程的姚师傅懂得：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讲的不讲。他让两个工人分别从东西两侧往中间数脊瓦数，而他则站在大约中间的位置，当两人各数到43块时，他自己脚下刚好还剩5块。于是他在中央脊瓦作了记号，便赶紧向指挥部汇报。

　　指挥部领导、专家、公安及警卫人员立即登上楼顶，领导指着中间黄色的硫璃瓦对姚师傅说，把它砸开。琉璃脊瓦厚60厘米、宽80厘米，两个人根本抬不动。姚师傅用撬棍连撬带砸，瓦碎了，露出一个30厘米见方的木盒，尽管很旧，但上面仍清晰地显露出一对精美的二龙戏珠雕刻图案。领导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且神秘，示意姚打开。姚师傅用手扣扣木盒的面说，这是金丝楠木的。然后用撬棍轻轻一戳，木盒酥了。

　　领导又示意取出里面的东西。所有在场的人几乎都屏住呼吸，紧紧地盯着他伸出的手臂。拿出来了！姚师傅说，看，一块“铜疙瘩”。尽管光泽不那么亮了，但却实实在在是个金元宝！

　　再摸摸！姚师傅又伸出手臂，凉凉的，好像是块石头。果然是石头，但那是块拇指大的红宝石！再摸出来的是一粒粒像红铅笔头似的东西，手指一捻，变成朱红色粉状物，若离若聚。专家们闻闻说，是朱砂。此外还有五彩粮：黄豆、高粱、黑豆、谷子和玉米，当然有的已分辨不清了。

　　这时在下面等候的60多岁的中国古建专家郭老抓起这些粉末状的朱砂说，这可是百年真朱砂啊！他让姚师傅再上去把那些粉末全拿来，包括周围的土。待姚再爬上时，瓦工已将脊瓦全部拆平了。据说金丝楠木盒里的所有东西都是避邪或吉祥之物，后来全部上交国库。

　　新盖的天安门城楼在原来放“宝盒”的地方，仍由姚来泉放了一块汉白玉石。这块汉白玉石高17厘米、宽12厘米、厚3厘米，上面竖着刻有：1970年1月-3月重建，金箔贴字，耀眼明亮。姚师傅事先招呼瓦工别打满洋灰，预留20厘米。他用水泥袋纸将汉白玉石下半部包裹了十来层，再将字体朝南、小心翼翼地插进混凝土里三分之一处，然后将脊瓦盖好。这块汉白玉石将成为新中国重建天安门城楼的历史见证。

　　
　　城墙之上贴黄金
　　
　　天安门城楼究竟由多少块木料组成，谁也说不清。被拆的斗、拱、声、柱相互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如此庞大的木结构体却找不出一颗钉子。这么复杂的工艺是怎么做的呢？连八级木工的姚来泉都有点挠头。

　　他们用塔吊先将城楼西南一个整角吊起，拉到中山公园水榭北侧，每拆一根，在旁边按原样码好，可拆完了，就是码不出原样。
　　郭老琢磨了半天之后说，拆下的声、斗、拱虽然次序对，但有的方向不对。后来又把拆下的每一根木料都顺序编号，画草图，拍照片，并写清内、外、上、下、左、右，把拆下的东西反反复复按原样码了几遍，直到弄明白为止。因为城楼完全对称，所以一面明白，就全明白了。整个城楼拆下的木料堆满了天安门的后面和端门大院。

　　天安门城楼有60多根柱子，最粗的直径1.2米，最小的也有0.6米，每根12米长，重7吨以上，一个15吨卡车只能拉一根柱子。当时曾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找到了质地较好甚至更大的原木，但运输成了问题，火车时间太长，直升飞机吊不起来，两架飞机同时吊太危险。最后许多木料是从加蓬和北婆罗州进口，这种木材似红木，质坚，颜色为红或黄，遇火不着，只冒烟。干了多年木工的姚来泉，从没见过这么好的木材。

　　大木组装时，也出了难题。当时我国吊车臂最长只有25米，前面吊上去，后面就够不着。工人们采用“斜溜”办法，两个塔吊同时吊一根，把60余根柱子一一溜到柱基石上，柱子到位后，因为直径宽分量重，几个人都推不倒。

　　正脊两端的大吻，原为龙。有人认为龙是四旧，要改成向阳花。周总理知道后，坚持说，可以搞龙嘛！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原主体部分不要改。但在某些人的坚持下，棚顶的金龙合玺图案，改成了西蕃莲图案。（1984年维修时，又恢复了原貌。）当时的副总理谢富治坚持要把老檐、小檐下的木结构斗拱改成玻璃钢的，周总理得知后，一锤定音：照原来的木斗拱制作，任何结构不得改动。

　　木工活毕，油漆彩画上，所有描龙画凤都经过严格的1麻5灰13道工序。菱花格扇过去是手工操作，费时费力，这次反复研究，试制成了菱花格扇加工机，提高工效150倍。最后是贴金箔，重修的城楼共用去12斤黄金。俗话说一斤黄金包一亩地，可想金箔之薄。此金箔全部为进口，不能直接手拿，否则金会嵌进肉皮。油工们小心地用竹夹一张张夹起，敷在未干的油漆上，再用细毛笔一点点捋平……
　　
　　重建天安门城楼工程，自1969年12月15日正式开工，到1970年3月7日竣工，整个工期112天。全部木柱木梁皆为整体木材，多为进口。这项工程仅琉璃瓦就制作了近100种规格，10万余件，10层作业，油漆彩绘，磨砖对缝，都是当时高水平的技术活。重建的天安门城楼，完全保留了它原有的外形、尺寸和结构布局，并按9级抗震能力设防。

　　除重建城楼外，还有东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儿墙减薄、标语板更换、电梯安装等附属工程，同时还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气、电话、电视广播、新闻摄影等现代化设施。据统计，有中央和全国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参与，施工高峰用工达2700多人，每个工种各有身份证，每道工序之间不准互相打听。整个现场施工一步接一步，一环扣一环，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举世罕见。

　　天安门底座为何没重建？

　　原来的新增加的两部电梯从底座动工时，发现底座尽管是砖混结构，但当年用糯米汤和混合土砌的砖非常结实，即使500多年了，现在刨出的土还能把鞋底粘得挺厚。所以只在底座墙镶了一层砖，外墙打了50厘米水泥。重修的天安门城楼比原来“长高”了87厘米，这是因为天安门多年下沉，根据史料记载，可以说现在的天安门才真正恢复了原始的高度。

　　之后，吊挂80吨重的毛主席彩色画像，天安门底座两侧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标语牌也改为玻璃钢材料，外包铁角。几万根杉蒿一夜拆除，展露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座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天安门。

　　为此，许新民的记录本上这样写道：1970年3月7日晚9点多，城楼上的避雷网和节日彩灯全部装完，所有彩灯都发出耀眼光芒，普照四方。我们提前两天完成任务，给这座当代最高马列主义大讲台提前拆架创造了条件。

　　
　　周总理说：要派可靠的人挂国徽
　　
　　直径1.7米，需8个人抬的国徽由北京雕刻厂完成。周总理对挂国徽十分重视，他说，天安门是马列主义的大讲台，资本主义国家要看我们的国徽，如果挂不正，人家会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连国徽都挂不正。要派可靠认真的人把这个关。

　　姚来泉接受了这个任务。挂前他发现国徽背后有用铅笔写的抬国徽的8人的名字和日期。领导指示：国徽不能有任何痕迹。他用细砂纸连打几遍，检查通过。

　　国徽被左右两个大滑轮吊到固定位置，国徽的位置要对准北京的中轴线，一丝一毫都不能偏差。测量局的同志站在纪念碑前的中轴线上，用德国进口的高级经纬仪对准天安门城楼，更准确地说，经纬仪中的线要与国徽上细如发丝的中心线重合。姚来泉根据对方左右手示意的两面黄旗，不断地调整国徽的位置……整整3个多小时才把国徽准确无误地挂在了北京中轴线的位置上。

　　重建的天安门城楼，经国家验收全部合格。1970年3月11日下午3点，周恩来总理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视察。详细听取了关于工程情况的汇报，然后又从西马道下来。并指示指挥部领导，让大家多休息几天，才乘车离去。

　　姚来泉家现在还保存着当年赠送“重建纪念”的一个8开大的镜框，里面嵌着一幅重建天安门的彩色照片，下面是毛泽东的烫金手书：“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毛泽东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