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可谓珍宝荟萃，争奇斗艳。其中，近代出土的吴文化青铜器，独树一帜，以其独特的地域风貌和艺术魅力震惊中外，使许多人为之赞叹。这些器物，构思巧妙，技艺精湛，纹饰优美，造型生动，藏礼于器，寓教于艺，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情趣和美学追求。
1954年在江苏丹徒县大港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等20多件青铜器，揭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吴文化的序幕。郭沫若、唐兰等专家均考释撰文，震动了海内外学术论坛，宜侯矢簋，口径22．5厘米、高15．7厘米，造型古朴而淳厚，纹饰简约而静穆。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非常可贵的是簋内有铭文126字，可读识者118字。它记载了（康）王观察地图，在宗庙里，面向南，占卜分封虞侯矢迁至宜地，赏赐弓、矢、土地、山川、田邑、人口，宜侯矢为了感激（康）王的恩德，制作这件宝器，以铭其事。根据考证，这是我国唯一记载西周早期封建诸侯的珍贵历史文献，反映周王继承传统，坚持宗庙仪规进行分封之事。我们可以想象，那宏大的场景，有序的程式，面向大自然神圣的光明之源——太阳，祈求吉祥。周王赏赐宜侯，希望他永远忠于周王朝，而宜侯感恩戴德铭表心迹，王侯之间多么融和的关系呵，这就是统治者所宣承的礼教和美德。这段史实和丰富的社会背景，能够装进一件小巧的青铜礼器之中，流芳青史，不能不说这是西周奴隶制社会艺术创造的辉煌。宜侯矢簋和同在丹徒出土的青铜伯簋等，艺术造型都显得庄严、肃穆，还有些中原风格的青铜器，在纹饰上雕以狰狞恐怖的兽面，这是中原地区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写照。这些，都体现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意愿和审美情感。
美是人们在劳动中逐渐产生并追求的。青铜器华丽的纹饰和多变的器形，是商周时期人类审美活动的标志之一，现藏于镇江博物馆的青铜凤纹尊，乃国宝级珍品，既是盛酒器，又是神圣的礼器，形体硕大厚重，纹饰丰富华丽，明显受中原文化影响。但毕竟是江南吴地制造，铸工相当精巧。器型庄严典雅，纹饰以神话传说中的凤鸟为主要题材，整个画面，线条流畅多变，却不刻板雕琢，显得生机昂然，富丽堂皇，饱含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所有鸟纹也不严加对称，比较自由活泼，龟纹似蛙，蛙纹似龟，亦实亦虚，形象生动。引发人们无限的想象，诱以幽远的境界，无穷的韵味，这是江南水乡土著民族文化的结晶，反映荆蛮族人对人丁兴旺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寄托着自己的审美理想。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审美涵盖，青铜凤纹尊也体现青铜文化由北向南风格的衍化和出新，标志着吴文化青铜器逐步趋向创新和臻善。
镇江大港母子墩出土的青铜鸭形尊，造型开放飘逸，绝无周原程式化的拘禁。吴地艺术大师别出新裁，将神圣的礼器构思成生动活泼的鸭形（一说鸳鸯形），少见奴隶主那种尊卑等级观念。此器，侈口、圆尊，通高22．2厘米。体态丰腴，全身素洁淡雅，写实逼真；双脚分立，与尾部一螺旋状支柱形成“三足鼎立”，保持整体平稳，双脚是实，后柱是虚，既实用又艺术化，这是吴域劳动者大胆地创造和浪漫主义色彩的表现。古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鸭子戏水，水乡饲鸭，春江桃红，鸟语花香，引人遐想，多么美妙的江南风情呵赏之，舒心愉悦，这是江南水乡生活的现实反映，抒发着吴地水乡人家的情思和审美意趣。
镇江博物馆所藏的青铜提梁卣和青铜鸟盖壶也是吴域新型青铜器的代表佳作，纹饰精致细腻，吸收中原夔龙夔凤纹与本地流行的几何印纹糅合在一起，经演变创造出崭新的纹饰。提梁卣盖上的立鸟，居高远眺，鲜明夺目，提梁纽上的一对牛头，既写实又新颖，中原一般饰以羊头，江南人牧牛，经常称为水牛，和农事紧密相关，我们的祖先在祭祀时，常用牛羊猪为三牲，俗曰“大牢”。而牛又是三牲之首，雕饰于提梁纽上，既具水乡特征；也反映当时人们对牛的护爱和尊重。鸟盖壶，器盖作鸱鸟形，呈昂首、翘尾，欲展翅飞翔之态。说明江南荆蛮人树立鹏鹄之志，追求自由解放的思想。壶体纹饰划为4个梯形块区，各区内饰云纹形变形兽面纹，花纹形态各不相同，不讲工整对称，似随意勾划；线条如行云流水，畅快自如。提梁卣和鸟盖壶二器，艺术造诣颇深，都充满着活泼、清新、柔和和灵巧的美感，给人以“适情顺性的情趣。”（《陈望道文集》）1976年在丹阳司徒发现窖藏的青铜棘刺纹尊2件，属春秋礼器。尊，至西周晚期在北方已渐消失，二尊，分别高27．8厘米和23．2厘米。腹扁鼓，饰以三段式棘刺纹，颈、腹、足间界以圈点纺，外观精致却不显轻薄，纹饰秀丽纤细却不显繁褥，迥异于中原青铜器，颇具吴文化地域的审美风格。
从太伯仲雍奔荆蛮（吴），至吴王夫差被灭，约700年间的吴文化史，内容十分丰富。综上例举，大体代表吴文化青铜器的三种类型及其沿革和发展，即学习摹仿、吸收创新和交融发展。从先后出土的大批吴文化青铜器来考察，三者并存；同时，属于创新发展者为多，由摹仿到创新逐步形成吴域地方的内格和特征，也是江南物质文明和风土人情的具体体现。这符合审美的发展规律，所以说，吴文化青铜器的审美内涵是丰富的深厚的：传承中原器型风格，庄重、威严、规整、刻板，铭文显然藏礼於器，富有宗法色彩，具有一种敦厚、坚实和阔绰之美，它是奴隶主国家权力的象征。而多数出土器物，显示鲜明的吴域地方特色，立意新颖，以形传神，如出水芙蓉，蕴含江南水乡所独具的灵巧、柔媚、靓丽和清新之美。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造型和纹饰上动物形象颇多。由于江南水乡地区鸭、鸟、蛙、蛇等等动物较多，荆蛮族人常以此为他们的族徽或图腾，进而将这些形象装饰于青铜器形之中，寓动于静，寓教于用，来表现他们的审美情趣。如今，这些青铜艺术瑰宝，使我们感到，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和姿态各异的小生灵依然活跃于天地山水之间，使大自然充满生机和活力，当人们通过直觉，悠然地观赏这些千姿百态的动物形象，自由畅想，其非凡的艺术魅力强烈地打动着人们的心扉，唤起欣赏者无限的美感。
距今3000年左右的青铜器，这些独具匠心的艺术佳作，形式与内容比较和谐地统一。其中深邃的奇妙意蕴和审美理想，将等待我们进一步慢慢地品悟。
青铜器系纹饰：
大气繁杂的青铜器纹饰一般都具有仿生与抽象的特征。介绍如下：
饕餮纹
亦称“兽面纹”。青铜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之一。纹样象征古代传说中一种贪食的凶兽饕餮的面形，图案多有变化。 饕餮一词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商代至西周时常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多衬以云雷纹。西周后期以后逐渐推动主题纹饰的突出地位，常用仿器耳或器足上的装饰。 自宋代宣和时的《博古图录》称此类纹饰为饕餮纹后，历代沿用这一名称。
龙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是古代神州传说中的动物。一般反映其正面图象，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两侧延伸。若以其侧面作图象，则成一长体躯与一爪。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商代多表现为屈曲的形态；西周多表现为几条龙相互盘绕，或头在中间，分出两尾。传说龙的出现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是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神，因此在青铜水器中，龙的图卷或立体形象有更多出现。
根据龙纹的结体大致可分为爬行龙纹、卷龙纹、交龙纹、两头龙纹和双体龙纹几种。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表现为一爪的这样纹饰，又称为“夔纹”或“夔龙纹”。
爬行龙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通常为龙的侧面形象，作爬行状，龙头张口，上唇向上卷，下唇向下或向上卷向口里，额顶有角，中段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仅有鳍足之状，简单的也有无足的，尾部通常作弯曲上卷。大多作对称排列。盛行于商末和西周时期。
卷龙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的躯干作卷曲状，首尾相接，或者呈螺旋蟠卷状，常饰于盘的中心。《仪礼·玉藻》：“龙卷以祭。”郑玄注：“画龙于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庙。”古以为龙、蛇属于同类，故把龙画作蛇身蟠卷状。自殷墟到战国各个时期青铜器上都有这类装饰，只是图像结构有所不同。
双体龙纹
亦称“双尾龙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其状以龙头为中心，躯干向两侧展开，这类纹饰呈带状，因而体躯有充分展开的余地，实际上是龙的整体展开的对称图形。盛行于商末周初。大多施于方彝或方鼎口沿上。
交龙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是两条或两条以上龙的躯干相互交缠的纹饰。结构多有不同，有单体接连式，龙的躯干有规律的向同一方向交缠连接的，也有甚多的龙体交缠在一起，成多叠式的。《仪礼·觐礼》：“载龙旗弧韣乃朝。”郑玄注：“交龙为旗，诸侯之所建。”《周礼·春官·司常》：“王建大常，诸侯建旗。”郑玄注：“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也。”是交龙为龙交缠的图象。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夔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夔，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像，都称之为夔或夔龙，这与古籍“夔一足”的记载有关。《说文·攵部》：“夔，神也，如龙一足。”有的夔纹已发展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变化很大。常见的有身作两岐，或身作对角线，两端各有一夔首。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
蛇纹
青铜器上的一种纹饰。有三角形或圆三角形的头部，一对突出的大圆眼，体有鳞节，呈卷曲长条形，蛇的特征很明显，往往作为附饰缩得很小，有人认为是蚕纹。个别有作为主纹的，见于商代青铜器上。商末周初的蛇纹，大多是单个排列；春秋战国时代的蛇纹大多很细小，作蟠旋交连状，旧称“蟠虺纹”。
蟠虺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以蟠屈的小蛇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盛行于春秋战国。
蟠螭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斜口，卷尾，蟠屈。盛行于春秋战国。
鸟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鸟长翎垂尾或长尾上卷，作前视或回首状。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排列。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殷墟时期已有鸟纹作为主要纹饰。西周早期起鸟纹大量出现，一直到春秋时期。商代鸟纹多短尾，西周鸟纹多长尾高冠。鸟纹包括凤纹、鸱枭纹、鸾纹及成群排列的雁纹等。
玉器系纹饰：
许多古玉器上都会琢上一些花纹，这些花纹称为纹饰，每一种纹饰都有自己特定的含义和流行的年代，因此古玉器上的纹饰对古玉的断代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同时各种纹饰使玉雕艺术品显得更加精致华贵，使人爱不释手。以下介绍一些重要的古玉纹饰：
谷纹
形状如同圈着尾巴的蝌蚪，因此俗称蝌蚪纹，其实谷纹是谷物发芽叶的样子，它象征着万物苏醒，生机勃勃的景象和人们对春天的盼望。谷纹起源于战国时期，汉代以后就不多见了，宋代和清代仅少量制作，但是琢工不如战国和汉代，谷粒排列稀松，不饱满，摸上去不“扎手”，是后仿的可能性较大。
涡纹
涡纹是圆形的几何图案，在一个圆面上饰有类似水涡纹线条的纹饰，此纹饰结构与金文中的明字结构完全相同。涡即为光的意思，而光必发自火，古时候记载有“火似圈”，所以涡纹实际上是一团火的形象，它始于商周，盛行干汉代。
兽面纹
兽面纹是兽类动物的头部图案，有牛、羊、虎等多种形象，都以程序化手法构成，它们有首无身，故叫兽面纹。盛行于商周，是图腾的代人类对动物崇拜的遗风，象征威猛、勇敢、公正。
云雷纹
云雷纹或称雷云纹，是以连续的回旋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有的作圆形的连续构图，简称为云纹，有的作方形的连续构图，简称为雷纹，雷云纹盛行干商和西周。
蚕纹
垂体屈曲，头圆，两眼隔突出，多用于器物口沿下或足部的装饰，盛行干商代和周代。
螭纹
头部似猫而嘴较方，耳为“几”形下迭耳，或凹且小，或有角，或无角，五宫生动，眼睛较大，眼球凸起且圆，嘴部似凸起或三段式，还有的螭嘴细长而似锥，细身肥腰，尾部为卷丝状或分叉卷向两侧。汉代较为流行，宋代至清代均有制作，但是神韵与汉代相去较远。
勾云纹
勾云纹有两种，一种是阴线碾琢的小勾云纹，另一种是减地凸起的勾云纹，勾云正反相连，排列密实，这两种勾云纹均流行于战国至汉代，宋代以后仿制的勾云纹较大，排列疏散。
柿蒂纹
顾名思义如同柿子下部之蒂子一样，四瓣或五瓣，这一类纹饰多使用干战国玉器上，在汉代的玉剑首上也常有发现，在汉代以后就不多见了。
蒲纹
蒲纹是用浅而宽的横线或斜线把玉器表面分割成类似蜂房排列的六角形，六角形有时还琢有阴线的谷纹。《说文》解释蒲：“蒲草，可为度也。”后人将这种雕琢排列有序的纹饰称为蒲纹。蒲续流行干汉代，宋明之间也有少量制作，汉代蒲纹分割线较宽，并带有玻璃光，碾法干净利落，后代所仿制的分割线一般较小，且较毛糙，纹饰较小不大气。
山形纹
其形状如“丁”字，两端俏不卷，正反勾连，仅见于汉代。
乳丁纹
乳丁纹在玉器上琢出一个个排列有序的圆点，称之为乳丁纹，乳丁纹有可能是由谷纹变化而来的，出现在璧上，通常代表天上的星星，宋代以前较少见到，明代使用较多，多装饰于玉璧和器皿。
饕餮纹
饕餮是传说中一种贪食的恶兽，形状如同凶猛威严的兽面。《左传》杜预注：“贪财为饕，贪食为餮。”琢于玉器上的饕餮较少，流行于西周至战国之间，多为一凶猛威严之兽面，仅有眼睛、鼻子，而无下巴，其含义可能是戒贪吧。清代乾隆年间有少量的仿制品。
弦纹
弦纹呈上半弧形式下半弧形，凡是两条半弧线构成之图案，通常称之为弦纹，弦纹流行的年代较早，上古三代就有，至宋明期间仍有制作。
蝉纹
为一蝉形，因年代不同变化亦较多。蝉代表着永生和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多用于随葬用的含蝉。也有少量的佩蝉和帽蝉。蝉纹从西周到清代，历代均有制做，但是以汉代为最佳 。
宝相花纹
宝相花不是一般的自然花卉，而是集中了莲花、菊花、牡丹花等花卉的形态特点，综合构成的一种象征吉祥的花纹，它与 佛教的兴盛有很大的关系，在唐宋时期厂为流行。
蔓草纹
蔓生的花草构成活泼饱满的纹饰，带有一种欢乐的色彩，由于它连绵不断的造型特点，人们赋予它连绵不绝的吉祥内涵，蔓为带状谐音“万代”，流行于元代至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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