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山东省邹平县苑城镇丁公村和石羊村之间
发掘单位：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

简介：

　　丁公遗址位于邹平县苑城镇丁公村东，遗址总面积近24万平方米，时代为距今5500-2000年前后。丁公遗址以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和重要。遗址内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城墙宽25米左右。城墙以内部分东西约310米，南北约350米，面积10．5平方米。城外有宽30-40米的壕沟，最深处低于城内地面3米以上。城内发现房屋基址近百座，其中既有面积超过5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也有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此外，还发现墓葬六十余座及陶窑、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各类遗物标本五千余件，其中一件为刻有十一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和大墓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浙江省余杭市瓶窑镇外窑村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浙江省余杭瓶窑镇汇观山遗址发掘，发现一处较为完整的良渚文化祭坛，是目前所发现的良渚文化规模最大的祭祀遗址，总面积近1600平方米。祭坛西南部还发现一座棺椁齐备、随葬品丰富的大墓，这座墓也是目前所见良渚文化墓葬中墓穴规模最大的一座。

3、西藏拉萨曲贡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西藏拉萨城北拉萨河谷边缘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曲贡遗址总面积5000平方米，发掘出了一些墓葬和灰坑，墓葬有石棺，葬式为屈肢葬。出土了1万多件文化遗物和大量兽骨，以打制石器数量最多，也有少量精美的磨制石器和玉器，以及极少的细石器。磨制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钵、石铲、石磨等；骨器也有很多，以骨锥、骨针、骨簇为主，有一枚骨针，针尖开小孔为针鼻，类似近代缝纫机针。装饰品主要有骨笄、陶耳附、陶环和石环等，多是用于头部的饰物。出土了大量陶片，陶器均为手制。陶色以灰色为主，其次为表面磨光的黑色或红褐色陶。纹饰非常丰富，以刻划纹为主，也有锥刺纹、锯齿纹、弦纹等。曲贡遗址下层中还出土了一枚铜镞，铜镞呈扁平形，经鉴定原料为冶炼所得，表明当时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开始跨入青铜时代,距今约为4000－5000年。

　　通过曲贡考古发掘，证明拉萨周围至少早在四千多年之前，已经有人类居住，而且他们正在从事农耕、畜牧、狩猎、采集活动。通过那些网坠、鱼骨的遗存，表明当时拉萨河鱼类资源丰富，当地人早有食鱼的习惯。

4、河南殷墟花园庄商代甲骨窖藏

时代：商代
发掘地点：河南省安阳石花园庄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

简介：

　　发现856片甲骨，其中龟甲骨839片，刻辞甲骨170片。甲骨以大版卜骨居多，完整卜甲300多版，上刻卜辞的整甲90多版。这批甲骨时代教早，属殷墟文化第一期，刻辞内容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猎等方面；字体细小、工整、秀丽，与属武丁时代的“午组”、“子组”卜辞有相似之处。它的发现，对研究甲骨文分期及“非王卜辞”及商代历史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5、河北定州商代方国贵族墓葬

时代：商代
发掘地点：河北省定州市北庄子村
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定州商代墓葬共发掘42座。墓葬均为口小底大的覆斗式土坑竖穴墓。普遍有熟土二层台，分东西两区，埋葬和布局规整有序，随葬品以具有明显地方特点青铜器为主，有独特的徽号式铭文，不见或少见陶器。墓葬时代约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它的发展，将会推动商代晚期历史、商王朝与北部方国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6、江西瑞昌铜岭商周铜矿矿冶遗址

时代：商周
发掘地点：江西省瑞昌市夏坂镇
发掘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铜岭铜矿遗址是近年中国境内发现的一处重要采铜炼铜遗存，其采冶时代从商代中期延至战国早期，所揭示的遗迹有露采坑、矿井、巷道、选矿场、工棚等百余处，铜、石、竹、木、陶质采矿工具和生活用器数百件 ，其年代之早、保存之好、内涵之丰富，为古代矿冶遗存所罕见，它是我国冶金考古和青铜文化研究的重大发现与突破。

7、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虢仲墓

时代：西周
发掘地点：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上村岭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三门峡文物工作队

简介：

　　虢仲墓属第八组，位于北区，共出土文物3600多件（套），是虢国墓地墓葬最多、级别最高的一组，其所出土文物不仅数量多、品种全，而且有不少填补了我国周代的考古空白。从众多出土青铜器铭文来看，墓主人虢仲是虢国的一代国君。其入葬年代在西周晚期历、宣之际。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工艺之精，玉质之好，在周代的考古中是罕见的。

　　此外，出土的玉遣册，上有用毛笔所写的“南仲”字样，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毛笔写字，对研究我国的书法起源有重要价值。还出土有陶、木、竹、蚌、麻、象牙等器物，特别是出土的一套完整的麻织品衣物，也是我国同时期考古中仅见的。

8、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

时代：汉晋
发掘地点：甘肃省河西走廊与敦煌两县交汇处（今敦煌市五墩乡）
发掘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面积2400平方米，发掘出15000余枚汉简和17650件各类实物。悬泉置遗址是一座方形小城堡，门朝东，四周为高大的院墙，边长50米，西南角设突出坞体的角楼。坞墙系用长、宽、厚约40、20、11厘米的土坯垒砌而成。坞内依西壁、北壁建有不同时期的土坯墙体平房3组12间（内含一个套间），为住宿区；东、北侧为办公区房舍；西南角、北部有马厩3间；坞外西南部建有一组长约50米，呈南北向的马厩3间。坞外西部为废物堆积区。

　　出土的２３００余枚悬泉汉简，主要包括了邮置、邮书、信札等，其中有大量以“悬泉置”为名的文件，此中相当一部分被称作“悬泉置以亭行”，有悬泉置吏马驰行和各种使用传车、传马以及接待过往各种人物的记录。从大量关於西域各国使者途经县泉置的记录来看，当时相互来往的国家有好几十个，特别是简文中还有西域都护以外的中亚国家与汉朝来往的情况记载，其中祭越、钧耆、披垣三个国家在过去的传世文献中未曾见记载。这些记录都与文献相印证，由此可认定，悬泉置是建立在我国河西走廊要道上的一处集传递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宾客为一体的综合机构。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遗址，所以，悬泉置应为我国最早的邮驿机构，为研究汉朝与中亚关繫的历史提供了崭新的宝贵材料。

9、河南永城芒砀山汉梁孝王王后墓

时代：西汉
发掘地点：河南永城芒砀山南脉保安山东侧山腰
发掘单位：原商丘地区文化局和永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梁孝王王后墓长2l0米，其墓道与梁孝王墓相对，有两个墓道，长约80米，南北宽5.5米；34个侧室及回廊，墓室内平面面积1.6万平方米，容积约为6500立方米，规模之宏伟，形制之复杂，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大石室陵墓。墓室顶部有大型彩色壁画——《四神云气图》：中部一条７米长巨龙飞腾，东朱雀，西白虎，四周由怪兽、灵芝及云气纹图案装饰。壁画从主墓室顶部的西端起，向东延伸有丈余，总面积达30平方米，填补了我国西汉时期壁画的空白。这幅壁画为“历史最悠久、篇幅最宏大、保存最完整、艺术价值最高”的稀世珍宝，比敦煌壁画要早600多年，被称为“敦煌之前的敦煌”。

　　梁孝王王后墓有东西两个墓道。东墓道位于山峰的东坡，是在岩石上露天开凿的，总长37.7米。东墓道的西端连接前庭，前庭北壁有两个侧室。因为在侧室门口发现刻有“东车”、“西车”字样，室内又出土有马骨和铜马衔，所以估计这两个侧室应是车马室。东墓道西端有门和甬道相连。甬道南北两侧各凿有两个侧室，是放置陪葬品的地方。墓的前室西部有一斜坡甬道与回廊和后室即主室相连通。后室是李王后墓的主体建筑部分，周围有回廊环绕。后室西半部凿有一长方形凹槽，后室北壁凿有棺床室、侧室和过道。过道西壁有两个小侧室，南侧室为浴室，北侧室为厕所。厕所内有便池及扶手等，当为我国坐便器的最原始形态。在南回廊的东段南侧有一仿楼阁式侧室，被称为储冰室，据说这是我国最早的“冰箱”。

　　除了《四神云气图》外，在墓门外封石底部发现一钱窖，钱窖内藏有大批西汉早期流行的“半两”铜钱。经清点，这些铜钱共225万枚，重约3吨。铜钱在埋藏时分层成串排列，每串在1000枚左右，穿钱的麻绳已经炭化。在墓道中段封土下面，出土了骑兵俑40件、车20乘和许多马的饰件。车马饰件多为铜质鎏金。车通体彩绘有云气纹等，高贵豪华，显示出王室的尊严与富裕。骑兵俑携弓佩剑，两腿作骑马状分开。可能马为木质，已化作灰土。随俑出土的拓翼箭镞虽历经两千余年，却无丝毫锈斑，锋利如新。在车队后面，还出土有3件仕女俑。仕女俑身材修长，面容俊俏，是典型的汉族美女形象。

　　梁孝王王后墓所体现的文化思想、形制格局，既是一个强盛的诸候王国的历史见证，也是汉王朝的文化、哲学、政治意识的缩影，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西汉时期遗存的最大的石崖陵墓。其发掘的墓道、甬道内的封石多达4000多块，且每块封石上刻有该石摆放的位置、编号、石工姓名、干支纪年等，对研究西汉的立法制度、书法艺术、古文字演变等，是不可多得的珍宝。

10、黑龙江渤海国王陵区大型石室壁画墓

时代：唐代
发掘地点：黑龙江省宁安市三陵乡治（俗称“三灵屯”）
发掘单位：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渤海国王陵整座墓室长约390厘米、宽约330厘米、高约245厘米，墓室内摆放着十余具骨骼，为多人合葬。壁画内容可分为花卉和人物两类，花卉基本形式为二方连续的团花，图案美观，色泽艳丽。墓室四壁及甬道两侧为人物形象，多已剥落，但人物的姿态与服饰仍依稀可辨，墓室四壁人物多为女性，面部丰腴，颇具唐风，甬道南端东西两壁的人物为武士形象，造型生动、传神。

　　渤海王陵区内大型石室壁画墓的发掘为渤海史研究提供了葬俗、埋葬制度、人种、建筑、艺术、服饰、礼制等多方面的宝贵实物资料，尤其大批完整的骨骼标本的出土，对它们进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可以确定它们的种属。这对于解决文献中对渤海统治阶级种属记载含混的问题，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