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1891-1984)中国古籍收藏家，文物鉴藏家。原名暹，字叔弢。1891年生于安徽东至县，曾任唐山华新纱厂、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是中国北方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解放战争时期，赞同中共和平建国、召开新政协的主张，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周馥、周学熙、周叔弢，三代周家人，一台振兴近代中国北方实业的大戏。

　　当周叔弢沿着祖父、叔父创办的实业之路一路走来之时，人们熟知的是他“民族资本家”的一面。然而，生活中的周叔弢更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他懂书、爱书、惜书、藏书、捐书，一辈子与书为伍。历史学家来新夏这样说：“他虽然地位高、又富有，但是既无官气，又无商气，看起来温文尔雅、完全像个老书生。”

　　1952年，周叔弢找到当时的天津市市长黄敬，表达了自己的捐书意愿。他说：“我将心爱的藏书，贡献给我心爱的国家、人民，使这批古籍珍品永不招致流失损毁之厄运，使之能发挥作用，由国家收藏，比我个人收藏更好。”

　　2007年夏天，周叔弢的小儿子周景良来到天津图书馆。他看到自己父亲捐赠的几十箱图书如当年在家中藏书室摆放的顺序一样，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思绪不禁回到了几十年前。

　　一个书痴的读书习惯

　　周叔弢爱书、懂书、会藏书，同时拥有良好的读书习惯。这些习惯不仅影响了他的子女，在他人看来，更是值得每一个读书人谨记。

　　周景良回忆，周叔弢藏书非常讲究洁净、完整。周叔弢买书时，同一本书要买好几套：收藏一套;自己平时阅读一套;送给子女一套;送给朋友一套等。他看书之前，总是先把书桌反复擦干净，再把书平放在桌上;或者用一只手轻托书脊，端坐阅读。周叔弢告诫子女，读书时要牢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说的“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作夹刺”的名言。而他自己每当看到有的人看书不知爱惜，揭页时用指甲斜着硬划，或者蘸了唾沫去翻书，都心痛得不行。

　　周叔弢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经营企业上。但他酷爱古籍善本，不断地搜求、购买善本书，钻研版本，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用在了购买善本书上。所以，虽然他收入不菲，却没有用心经营他的财富，没有按照通常的规律积累发展而使自己更富。周景良回忆，周叔弢常告诫子女，说他“没有什么钱”，希望子女长大要自立，要自己养活自己。尽管是“没有什么钱”，但他却乐于支持子女上学，尤其支持子女买书。周叔弢认为长子读“四书五经”已很多了，但可能还有未读到的，就给他买一部陶兰泉刻印的《八经》，并题上字。他又给次子买了一部马叙伦著的《庄子义证》，并题字说此书偏于讲解字义，便于初学。周景良读中学时，因为喜欢《论语》，周叔弢就给他买了一部十册的《论语经正录》。他还给三个最小的子女买了二百本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他用满屋子的书感染着子女，希望他们成为敦厚、朴实的读书人。周景良回忆，“我父亲在给大哥的信中曾说：‘人能笃实，自有光辉。’这种精神影响了我们一辈子。”

　　“周家私塾”的启蒙课程

　　周景良回忆，在桂林路旧宅的院子里，曾有一间独立的“书房”。周家子弟在进入正式学校前，都曾经在这间“书房”里接受早期教育。

　　周景良也曾经在“书房”里读书，由于前面几位兄长都曾经使用过“书房”，所以里面的一切陈设和用具都是现成的。“书房中有一个八仙方桌和一个书桌，除两大书架书之外，还有一套同文书局版的《二十四史》。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基本古籍。‘四书五经’之外，还有《资治通鉴》、《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十通’，有段注《说文解字》等等。这都是给老师预备随时查阅的。”在给周氏子弟讲课的过程中，图书会不断增加，“读哪部书时还要单独买来用”。周景良记得“书房”里的书桌面靠墙，墙上曾挂着一幅孔子像。书桌上除笔筒、砚台等“文房四宝”外，还有一条木板，约三厘米宽、一厘米厚、四十厘米长，被漆成朱红色，是预备给老师打学生用的。“老师向来比较客气，不会打的。我想对哥哥们也是一样。但放这件东西主要是表达主人对老师的尊重，是必备的”。

　　“最初是一位姓王的老师，冀东一带的北方口音，教我读《三字经》。学了一阵就换老师了，是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周景良在家中私塾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三字经》、《弟子规》、《孝经》、《论语》等。“学完《论语》后老师要迁居上海，不能再教我了，父亲觉得请不到合适的先生，所以我的旧式书房生活就停止了。”

　　档 案

　　周叔弢旧居

　　睦南道129号

　　年代：1938年

　　特点：砖木结构二层别墅式楼房，红瓦坡顶，硫缸砖清水墙面。建筑外形精巧别致，简洁大方。楼房和院落紧凑而又舒展，一楼是客厅和饭厅，二楼是卧室和办公室。

　　“五大道”有两处周氏旧居

　　周叔弢在“五大道”有两处故居：一处为桂林路16号，一处为睦南道129号。

　　周叔弢的小儿子周景良回忆，周叔弢从1914年移居天津后的很长时间都是租房居住。直到1935年6月，周叔弢以“诗礼堂”名义在天津旧英租界66号路(现桂林路和重庆道交口处)购地2.7亩，至1938年由工程师谭真设计，鸿记建造厂承建了一幢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占地1.4亩。该楼三层，建筑面积998平方米，楼内有住房27间，一楼为饭厅、客厅;二楼为卧室、起居室、书房;三楼主要用于藏书和储物。1954年6月，周叔弢将这所楼房卖给中央音乐学院，曾供前苏联专家居住。

　　周景良青少年时代的主要回忆都保留在桂林路的这所房子里。他记得三楼有三间屋子是专门存放藏书的。周叔弢的藏书大都装在木制的书箱里，善本书的书箱是浅黄色的，樟木盖子;普通书籍的书箱是绛红色的。周叔弢要求子女们不能随意乱动善本书的书箱，而其他书箱均可随意翻看。因此，周家的子女从小与书为伴，每个孩子都养成了读书、爱书的好习惯，也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成为国内各行业的著名专家学者。

　　1954年，卖掉桂林路旧居后，周叔弢迁居到睦南道129号。这所小楼比起桂林路旧居，在形制上显然简洁了许多，但对于“不讲排场，只爱读书”的周叔弢来说，幽静的两层小楼足以让他安度晚年了。从1954年至1984年周叔弢去世，他在这里共居住了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