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器的纹饰位于正面,中心一个钻孔作为圆心,辐射向外做五个同心圆,在五个同心圆中最大的一个圆之外则有锯齿状的纹饰,在这五个同心圆的两侧则各刻有对称相连的鹰嘴型的巨鸟,两头巨鸟各自回头相顾,鸟头的中心为装饰型的钻孔,应该是鸟的眼睛,鸟头上部有两个钻孔,但是不等距,在两个钻孔之间有一道较浅的(因为是残片,有所缺损)的斜线相连。
大同心圆有了两大派:
“太阳神鸟派”自此器物出土不久便已提出,而且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认为此器上的五个同心圆应该象征着太阳,代表的是天,而鸟作为飞翔的使者,一方面是天与人之间交际的使者,另一方面是太阳升起、落下的运载工具,所反映的是河姆渡先民对于太阳的崇拜以及以鸟为图腾的敬仰。
此说的论据有下:
1、五个同心圆周围的锯齿状纹饰以及鸟的形态。五个同心圆,一轮轮扩大,而它周围的锯齿状纹饰所象征的应该是太阳的光和热,是一种火焰状纹饰,而双鸟的形态应该是在飞翔,因此他们所朝只能是具有锯齿状的物体,只能是太阳。
2、是从中国自古就有的太阳神鸟的传说以及后世吴越地区对鸟的崇敬之中可以看出。神话传说往往表达着先人对于某种自然现象的崇敬,包含着他们对于这种自然想象的所寄予的超自然力的想象。
在河姆渡所处的宁绍地区,也有太阳是依靠神鸟升起的传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将勾践的形象形容为“鸟首”、“鸟喙”,其实所指的应该是当时越人喜戴羽冠,嘴上也有类似于鸟喙的配饰。
3、陈忠来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更深一步地论证了这种可能性。
河姆渡文化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和畜牧业,实现了定居生活。那么定居的河姆渡人的主要食物来源应该就是水稻,而水稻的丰收,必不可少的便是太阳的光和热,尤其是河姆渡的水稻。据中日学者对河姆渡所出土稻谷的研究,发现了野生稻和刚培育而出的宜干宜湿的水稻,这两种稻谷对于雨水的要求远小于太阳的光热,这是与现今的水稻所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河姆渡人存在太阳崇拜。
4、多数学者认为是直观上的“双鸟朝日”,但是陈忠来先生和李修松先生分别认为是“双鸟舁日”和“双鸟负日” 。
“舁”这个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共举也”,清朝的段玉裁注为“共举,非一人之辞也。”也就是说陈先生认为双鸟并非朝日而是举日。陈氏的依据有下:一者画面上双鸟应是紧贴着太阳,其胸部是与太阳连为一体,根本没有“朝见”的含义;二者是既然都承认双鸟是太阳升降的运载工具,那么举这个姿势正是运载的一种动作,朝字这个动作是不可能起到运载的作用的;三者在神话形象之中,日鸟之间有“朝”的关系只有凤凰与太阳,而从画面上来看不可能是凤凰,而金乌是处于日中,是其的变种,不应是其本身,因此只有鸾鸟是此鸟的最佳身份代表,《春秋》有“鸾即离,即日”的说法,而后世的文人在想象太阳的抬升时,多有“虎鼓瑟兮鸾回车”之语,因此用舁字最为贴切。
李修松先生则与陈先生在论据上无大的差异,只是他认为用“负”也就是背的形容词更为贴切,毕竟“金乌载日”,用“负”字更为贴切。
“双鸟衍生”之说。宋先生认为这个纹饰的五个同心圆是“两鸟所生之卵”,而两鸟相生,其实是一雄一雌,所反映的是正是河姆渡人的生殖崇拜。
宋先生的论据如下:
1、河姆渡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和生殖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之下,高死亡率的河姆渡人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生殖繁衍来获得氏族的繁盛,而对于生殖原理的不清,使得他们与其他古文明一样,对于生殖有莫名的崇拜,而当时随处可见的鸟类,一次生育便是许多卵,这使得河姆渡人对于鸟旺盛的生育能力充满了崇拜。
2、从各地发现的文物来看,连体双鸟、连体双兽乃至连体的双人往往都是指两者的交合。
近来蒋卫东先生又提出了“涡纹说”指出双鸟所朝的并不是太阳,也不是鸟卵,而是水的涡纹。
五重螺旋的画面结构以及当时河姆渡遍布的沼泽是河姆渡人、兽的食物寄养和栖息地,所以为河姆渡人沼泽崇拜的一种反映。此说,尚未引起较大的反响,此处只是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