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宗乘之庙前的琉璃牌坊

      在中国古籍中，琉璃一词有时写作流离或陆离。《汉书·西域传》里就有“琥珀流离”的记载。琉璃发明于西周时期，当时人们生产的琉璃制品多为琉璃珠、琉璃项链等装饰用品，亦有一些用于镶嵌在器物、用具上，深受人们的喜欢。 

　　到了汉代，琉璃制作技术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应用范围扩大了。据出土文物考证，汉代的很多明器（古代陪葬的器物）都是用琉璃制作的。北魏的时候，琉璃开始成为一种建筑材料，制成瓦而用于建筑，开创了琉璃艺术在建筑中独特而灿烂的历史。唐代是琉璃艺术的发展时期，长安的宫殿上已有较多的琉璃饰件了，而且是黄、绿、白三色装饰着屋顶。从北宋到元代，琉璃饰件的运用已是十分的广泛了。如开封佑国寺佛塔，通体以琉璃饰面。在北宋写成与颁发的《营造法式》中，对琉璃瓦的制作工艺已经做出了文字记载。自元代到明、清，是琉璃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除了大量的使用琉璃制造楼阁栏杆、桌、橙等家具之外，还用大量的琉璃制品装饰皇家的宫殿、寺庙、官邸、官署等建筑。 

　　 琉璃制品运用之广泛，种类之多是历代所没有的。如明清时期，琉璃瓦就有十种规格，称为“十样”，每样的吻、兽、脊、砖、瓦等构件都相应配套。我国最大的一座木结构宫殿——北京紫禁城太和殿使用的是“二样”琉璃瓦，也是现存型号最大的瓦件。大殿两端的兽吻高达3.36米，充分体现了琉璃制品在古建筑中的豪华气派。元代《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中描述当年修建大明宫“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这时的琉璃色彩实际上已超过马可·波罗的描写而非常丰富，有黄、绿、白、蓝、青、黑、桃红、酱紫等诸色，再施以美轮美奂的图案，使琉璃之美锦上添花，邀人青眼。

　　因为此时的琉璃艺术已具备了政治伦理特色，所以在制作管理中是非常严格的。张函锐在《琉璃厂沿革考》一文中记载：元代建都北京，明大都城。由于琉璃厂窑和皇家关系密切，因此称之为御窑”。明万历年间的《西宫鼎建记》中又记载：“琉璃、黑窑（烧黑琉璃的窑）工程重大，非军不可集事……，查得旧例，锦衣卫拨军一千名……”可见皇家对琉璃窑厂的管理监督是非常严格的。 

　　明、清时期，琉璃艺术的发展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把建筑与装饰艺术紧密的结合起来而形成了琉离艺术的一种新风格，使之在古建筑中更加灿烂夺目。在承德外八庙寺庙群的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中各有一座琉璃牌坊。这两座琉璃牌坊不但形制一样，就连牌坊的图案装饰也完全相同，全部采用等级高贵的黄、绿釉琉璃装饰，又全部采用浮雕手法表现这些精美的图案。在我国古代“黄色”被视为最尊贵之色，在五行学说中，黄色为中央正色，故此皇帝将其作为自己统治的标志。

　　因此这些精美的浮雕图案不仅起装饰牌楼的作用，而且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与宗教内容。在琉璃牌坊的边柱及大小额坊上雕刻着多种花卉纹饰，其中有“莲花”，在佛教中被视为最美好、最圣洁之物，是吉祥福德的象征；“忍冬”就是金莲花，佛教把其自然属性与佛教的某些教义相附会，用来宣传和忍受各种磨难之痛苦等佛教思想；“宝相花”这种图案把自然界的各种花卉巧妙地结合在一体，为一种想角性、综合性的花卉图案，在佛教中含有“普度众生”的意义。还有岔角云、芭蕉树、缠枝、卷草等纹饰，都是吉祥与纯洁的象征。牌坊正楼云龙匾上，有乾隆用满、汗、蒙、藏四种文字镌写的御笔题额。两端次楼匾上是两条巨龙左右对称，追啄着一颗滚动闪光的宝珠之“二龙戏珠”图案，寓意着吉祥，并富有传统的民族特色，雕塑技术精湛，造型优美，栩栩如生。

　　在琉璃牌坊的楼脊上，亦有华丽的装饰，两只兽吻昂首屹立于正脊之上。四角仙人走兽威风凛凛地翘首顶端，四只垂兽昂首挺胸立于垂脊之上。这些动物饰件安置于此含有消灾免祸、逢凶化吉之意。琉璃牌坊不仅以其光彩夺目的形态和丰富的涵义而引人注目，而且在寺庙的整体布局上与它周围的建筑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更显其高贵华丽，庄重威严之神韵。虽然琉璃牌坊经历了200多年的风雨沧桑，但是仍秀丽挺拔，深深地吸引着四海宾朋纷至沓来。同时，这美丽的琉璃艺术也充分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工匠的聪明睿智和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 

　 琉璃牌坊只不过是琉璃艺术海洋中的一个小小的涟漪而已，还有很多闪烁着琉璃艺术光辉的古建筑。如山西大同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9）修建的九龙壁；北京北海（1756）、故宫（1772）乾隆年间修建的九龙壁等都是琉璃艺术的瑰宝。然而，我们从琉璃牌坊这小小的涟漪中就可以窥到古代琉璃艺术的美丽精华之所在，是那样的色彩绚丽、晶莹夺目、金碧辉煌。每每仰望那美丽而五彩缤纷的琉璃艺术之作，实让人心潮涌动，浮想联翩，一种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琉璃艺术而骄傲、自豪之情油然而生，而又久久地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