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当代琉璃艺术仿佛是对玻璃可塑性的考问。简单的线条和几何形体用西方人的语言为现代雕刻作完整的诠释。而东方的琉璃，不是单单借助一种光与影的交相辉映，它是一种骨子里的迷人、不可抗拒的魅力。在东方，琉璃的纹理与黄金、白金的结合，有一种浓厚的禅的意思在里面。
中国的琉璃是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在历史的起初，厚重的青铜、华丽的景泰蓝、质感的陶瓷遮掩了琉璃的光彩和它的清灵。但是琉璃的华彩是逃不过那些有着与生俱来独特美感的中国工匠的眼睛的。无论是紫禁城金銮殿一角堂皇的琉璃砖，还是皇帝御用书桌前端放的吸纳着真龙华彩的琉璃半卧侍女像，都有些可着人心的精致。而在南北朝时期，琉璃又和玉石、珠宝一起，成为贵族比阔的奢侈品。西晋文学家潘尼留下了《琉璃碗赋》，其中盛赞“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而远来的玻璃盛器明澈精美，“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
作为一种艺术品，“琉璃”实际就是“水晶玻璃”的别称。早在汉朝，中国琉璃艺术已经十分成熟。在河北中山靖王刘胜墓中，伴随着著名的“金缕玉衣”出土了一对湖绿色的琉璃耳杯，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采用“脱腊铸造技法”的古琉璃艺术品。
作为艺术品的琉璃已经是传统的中国语言与充沛的人文思想的结晶，那些很容易被感知的、丰盈的器皿或是雕塑体现的是东方人的精神、思维及情感。对“琉璃”这样一个词，我们也赋予它一个美丽的传说：西施的眼泪流到了范蠡送她的美玉上，从而喻示人们：琉璃是有生命的，只有在遇见知音的时候才会碎裂。就是在某一个不经意间，它滑过冰冷的空气，跌碎在地板上，微笑着变成玲珑的碎片，让人心痛的碎片。
这里有一篇戴舒丰老师的关于琉璃文章，转录如下：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学者多半都认为古代的中国没有生产玻璃的技术，并推断许多出土的玻璃器皿都来自埃及、伊朗等地。从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寻找玻璃的影子，也可以屡屡发现玻璃由西域传入的情况。如《魏略》中有“大秦国（即罗马帝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魏书》中还有：“波斯（即伊朗）出金瑜石、珊瑚、琥珀、东渠、玛瑙、多大珍珠、颇黎、琉璃。”更有西晋文学家潘尼留下了《琉璃碗赋》，其中盛赞“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而远来的玻璃盛器明澈精美，“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
台湾的张宏实先生在其著述《战国琉璃璀璨古珠》中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29年的某一天，在中国河南传教的怀特先生（Winter。W。C）有了重大发现。他闲逛集市时收购了一些质朴而华美的琉璃珠。这位基督教司教早年曾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考古学系，他直觉这些珠子来历非同寻常，并锲而不舍地找到了出土它们的洛阳金村。后来，通过同位素检测等科学手段，几位玻璃专家发现怀特找到的玻璃珠属于战国时代，里面含有大量的铅、钡，完全不同于同一时期的西亚玻璃。如玻璃起源的传说所述，西亚的玻璃制作时需要大量的钠，属于钠钙玻璃。他们回顾玻璃史并根据玻璃的成分演进分析，西方的玻璃含铅量微乎其微，而高钡玻璃更是在19世纪才出现。于是，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玻璃珠当属中国本土制造。
2002年夏天，在南宁召开的中国南方古玻璃研讨会上，中科院院士干福熹发布了中国古玻璃研究方面的又一个成果。他说，尽管我国古代玻璃以“铅钡玻璃”为主，但在广东、广西出土的玻璃大多是高钾低镁玻璃。这些古玻璃的氧化镁含量仅有0。06%至1。0%，也属世界罕见。因为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出土的玻璃，氧化镁含量高达3%至9%。这再一次说明我国古代玻璃是用国内原料自己制造的。
如此，中国制作玻璃的启蒙时期可以推算到春秋末战国初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大约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第一块玻璃晚上整整2500年。河南辉县玻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上镶嵌有3片玻璃，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镶有2片玻璃，它们差不多是中国现在已经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玻璃了。难以想像的是，这5片玻璃几乎见证了整个吴越春秋。
古代的中国人嗜玉如命，有专家分析他们在玻璃中加入铅和钡，是为了降低玻璃的熔点，并且增加其混浊度和光泽，使其外观上看起来更加像玉。也有一说认为玻璃是中国乞求长生不老时大兴炼丹术的副产品。因为炼丹炉温度高，而且里面有铅，所以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有载说：“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
在古代中国一直担当着贵族标志的玻璃中，有一些舶来品，也有一些纯属“中国制造”，但是，玻璃中加入铅和钡之后，易碎的它变得更加易碎了。大概因为很难制造而且容易失却，玻璃在那些时代一直是显贵和奢侈的代名词。想那勾践、夫差都是一方王者，其名剑上镶配的就是玻璃，玻璃该有何等尊贵！
玻璃在古代中国曾有多种称谓。其中发音非常相近的就有琉璃、流璃、璧琉璃、陆璃、玻黎、琉琳、还有五色玉、药玉、罐子玉、水玉、水精等等。还有古籍赋予玻璃“明月”、“夜光”美名。
关于明月珠有一个传说：公元前400多年，湖北的随侯有一天乘船出猎，满载而归时突然遇到风浪。临危之际，才发现船头出现了一条大蛇，口含明珠感谢随侯数年前的救命之恩。大蛇送给随侯的这颗明珠光彩夺目，后人称之为“明月珠”或“随侯珠”。
《庄子》里曾经提及这颗随侯之珠，说“其质甚美”。《淮南子》中更把随侯之珠与和氏璧相提并论，上载：“譬如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贵，失之者贫”。随侯之珠美名天下，但是直至1976年随侯之墓出土人们才明白，它就是精致而华美的战国琉璃珠！
在晋武帝统治时代，世风奢靡。石崇夸富、敲断晋武帝珊瑚树而后摆出数十棵认赔任选的故事广为流传。相较之下士大夫王济（武子）的奢侈生活鲜为人知。然而《世说新语》的“奢汰篇”并没有放过他。书上说，有一次，堂堂的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王济生活作风太过奢靡，“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晋武帝又妒又怒，饭没吃完就起驾回宫了。如此看来，判定他奢侈的一个铁证就是使用玻璃。
在中国古代，玻璃如此尊贵，一直高高在上于普通人的生活，它的生产一直没有成大气候。旋即，西域的钠钙玻璃涌入中国。这些玻璃比中国铅钡玻璃耐温性能好，更结实更耐用式样也更丰富。一时间，中国本土的玻璃价格被迫跳水，本来就不景气的玻璃业雪上加霜，而模仿西方玻璃的风气日益盛行。
直至明清，特别是清代，因为鼻烟壶前后约400余年的风行，中国玻璃才从沉寂中苏醒，并在世界玻璃史上留下了不少稀世珍品。
相传鼻烟和鼻烟壶是1581年由意大利人利玛窦带进中国的。鼻烟风靡一时，尤其是康熙、乾隆年间，从最高贵的帝王到最底层的贫民，无论贫富贵贱无不好之，甚至将其视为第二生命。于是鼻烟壶制造业应运而生。大概因为利马窦带来的鼻烟壶是玻璃胎的，加之玻璃质密不漏气、不会受潮，又透明，从外面就可以鉴别鼻烟的成色，所以在中国“制壶之始，仅有玻璃，余皆后起也”。
玻璃胎的鼻烟壶当时名为料烟壶，它是清代鼻烟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玻璃艺术家充分利用了玻璃晶莹剔透的艺术品质，把国画的创作借用于鼻烟壶这块方寸之地，留下了不少佳话。
明初始起灶的山东博山玻璃作坊，是有史可证的中国最早的玻璃作坊。相传博山的西冶街是玻璃作坊的集中地，在这条街的城门上就刻着“珍珠玛瑙翠，琥珀玻璃街”10个大字。该地生产的料烟壶，曾在欧洲名噪一时。
而第一个宫廷玻璃场也在鼻烟壶生产的黄金时代问世。清廷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设玻璃厂，隶属“养心殿造办处”，高薪聘请了德国传教士纪里安协助营建。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史实是，这位皇帝在建圆明园时在中国首次使了玻璃窗。不过，传世的料烟壶大都是乾隆时期及其以后的制品。其中的极品——料胎画珐琅彩鼻烟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当我们回顾整个玻璃史，可以发现在20世纪后期之前，全世界的玻璃制品，无一不是为了市场的需求而设计的。1962年，美国的哈维；利特顿开创性地打破了这一局面。他发起了玻璃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玻璃艺术工作室运动。他倡导玻璃工艺家不要为迎合消费者而工作，而要用玻璃来表达自己的美学观。
这个运动催生了一大批玻璃艺术大师：捷克的史丹尼史雷夫；李宾斯基和加柔史雷瓦；布勒赫瓦夫妇；意大利的李维；瑟古索；美国的戴尔；奇胡利等等。
1991年，台湾的传奇人物杨惠珊告别影坛，创办琉璃工房，并执著地给中国现代玻璃艺术品恢复它古老的名字——琉璃。其实分析琉璃的成分，它就是玻璃，而琉璃在中国明清时期所指并不是玻璃。
玻璃最让人陶醉的一点在于它的制作结果完全难以预料。经常会失败，但也有的时候，它会变成超越预期的一个惊喜。
在杨的推动下，10年之后，一如《药师琉璃光本愿经》中所说，“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琉璃在中国成了一种人格、一种精神和一种境界的象征。
而大陆一批人包括我也逐渐成为玻璃艺术的“俘虏”。前文已经述及，我在英国胡佛"；汉顿大学学习玻璃工艺参观吹制工作室的时候首次感受到了玻璃吹制工艺的神奇。当时，我就和目睹这一过程的其他观众一样，禁不住跃跃欲试。但直到后来真正拿起了那根一米多长的重重的吹管，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他说吹制一件玻璃艺术品需要“20分钟再加20年”。
那是在以玻璃业闻名于世的意大利威尼斯姆拉诺岛上，众多参观吹制玻璃表演的游人中，我自告奋勇“抢”到了那根吹管站在窑炉口。可是它太重了！我恨不得恢复北京膀爷的造型。炉口的温度也太高了！烤得我的脸都疼痛起来，眼睛也根本分辨不出炉火与料液。胡乱地把吹管插入炉内取出料液后，手背已经烤得半熟，全身汗湿，狼狈不堪。于是全然顾不上它的造型了，我草草一吹了事，心底不得不佩服当年那位示范的艺术家吹制玻璃时魔术表演般的轻松自如。而简单地吹制一只灯泡还是比较容易的，吹制一件艺术品就很难了。说它需要20年的积累虽有些夸张，但6年以上的训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随着温度变化，玻璃可以在固态和熔融态之间渐变、逆转，这个性能赋予了它无限的可塑性和加工可能。而其加工工艺无非两大类：一类要将玻璃加热，称为热工，从某种角度讲，玻璃的美丽正是这样浴火而生，它的神秘也来自火的洗礼。另一类则是在室温下进行研磨、切割等，对应地称为冷工。几乎所有的玻璃艺术品都需要这两种工艺相结合，才能修成正果。
说起来，玻璃让我最心醉神迷的一点在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制作，它的结果是完全难以预料的。经常它会失败，成品与事先的预期相去十万八千里，让人垂头丧气，只能痛定思痛以后卷土重来。也有的时候，它变成了预期之外的一个惊喜，它比预期的还要绝妙、美丽，于是我会热血沸腾，犹如买彩票中了500万大奖。
特别是窑铸玻璃，因为成品的神秘被吊人胃口地放在了一个极其漫长而且繁杂的过程之后打开窑门的一刹那。等待一件新的玻璃作品出窑时的玻璃艺术家，常常就像徘徊在产房之外的准爸爸一样备受煎熬。而创作一件玻璃艺术品的成功率要比婴儿的存活率低得太多了
在西方人们相信玻璃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佳礼物。而玻璃的魅力从教堂的玫瑰窗就可见一斑。
我至今不能忘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圣马切尔大教堂里第一次看到彩画玻璃时的感受。当时，高大空旷、庄严肃穆却略带昏暗的欧洲著名古典教堂中，古板、单调、凝重的宗教氛围包围了每一个人，我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宗教令人窒息的权威。幸而抬起头，我发现这幽暗的教堂里隐隐约约有一丝丝迷人的光线。由这一丝丝光线牵引过去，映入眼帘的正是那宏大的美不胜收的彩绘镶嵌玻璃窗。在昏暗中突然看到这么瑰丽的、精致的玻璃，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从实用的物质角度衍生出的玻璃工艺品成了人们享受精神生活的一个层面。小到与服装搭配的挂件、耳环，大到用作装饰的背景墙等建筑材料，无不渗透着玻璃的享受价值……它使空间环境诗意般地艺术化，蕴含着浓郁的生活情趣。于是，人们在享受着可口可乐、麦当劳、电器、汽车的同时，能够叫出施瓦洛奇、康宁、琉璃公房、琉园、圣鼎、夏氏、匠门等玻璃品牌。玻璃已经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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