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春节回老家过年的几天清静日子里，我读完了《玻璃的世界》。读着读着就想起某次听法国汉学家贾永吉（Michel Cartier）如数家珍般地介绍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时，所提到的以研究罗马史著称的蒲慕州（Paul Veyne）的一个观点：可以从任何一个题目入手来研究历史。
《玻璃的世界》的著述风格似乎正是在实践蒲慕州的这个观点。从一种不起眼的日常物品――玻璃――入手，《玻璃的世界》的两位作者试图对一个宏伟的问题――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不同的特征――提供某种解答。该书从玻璃在古代近东被偶然发明写起，描述了玻璃的存在与否对东西方文明史的影响。
在西方，公元前一个世纪里经中东民族发展起来的关键的玻璃吹制技术由罗马人发扬广大，玻璃制品成为当时的重要日常用品。经中世纪玻璃制造技术仍然不绝如缕。到文艺复兴时，玻璃的制造和使用达到全面鼎盛，并在玻璃的参与下――由玻璃制成的各种科学仪器延伸了人类的感官――发生了近代科学革命，从而诞生出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世界。在西方，玻璃制品还先后分化出玻璃饰品、玻璃器皿、窗用平板玻璃、玻璃镜、玻璃透镜等五大类。
而在东方，玻璃制造技术在中国、日本、印度等古代文明中相对萎缩。该书的两位作者认为，虽然这些古代文明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经获悉制造玻璃的技术，但以后走过了跟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由于制陶技术的成熟和发达，东方文明没有对玻璃器皿的迫切需要；由于气候的原因，也无需发展平板窗户玻璃；由于某种生理上的原因，东方人患近视的人数比率高，因此提出了制造凹透镜这一过高要求――而西方人到中老年多患远视，从而适时地刺激了技术上较为简单的凸透镜的制造。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东方文明中，玻璃制品始终停留在饰品的阶段。因此，在几种重要玻璃制品类型都缺席的东方文明中，近代科学革命无法发生。
乍看到这样的结论，读者可能跟笔者一样会有些激动和惊讶。难道两位作者找到了东方文明的“练门”？又或者这就是“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出乎意料的解答？
在历史事件之间寻找因果关系是很吸引人的，但也是危险的。说其是吸引人的，是可以把历史事件串成一条因果长链，从而把历史整理得井井有条；说其是危险的，是因为这样的因果长链很可能只是一种不真实的假象。或许，追求“真实的历史”已经落伍了，“没有干净的历史”的说法似乎也慢慢深入人心。若要研究历史，理论先行。所以《玻璃的世界》的作者们在全书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里明确交待了他们在玻璃问题上的研究法则――人类学方法。
他们认为，这种人类学方法是“一种广阔的比较学科”，它“坚持不懈地侦缉事物的缺席、观察共变、寻找似乎彼此恒定匹配的东西以期检查因果链的强度。”（210页）作者用这种方法考查了玻璃在东西方文明中的不同作用后，虽然也承认“还有多种因素导致可信知识大幅度增长、并奠定了当今世界的基础”，玻璃对现代世界的诞生也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但它基本上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必须从一切因素中遴选一个，其重要性超越了城市的成长、古代学问的复兴、钟表或印刷术，入选的只好是玻璃”。（204页）
应该承认，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框架内，该书的作者们漂亮地“解算”了一道习题。然而作为该书的读者，能够提出的疑问是：“科学史可以这样研究吗？”，即“这种方法适用吗？”
人类学方法作为一种“广阔的比较学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要作非常宏观的跨越。如作者们声称的那样，人类学者“更少关注个别的人物、事件或事物”，（214页）科学的发展“在人类学目光中，并非一系列梯级攀登，每一级可以贴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哈桑、格罗斯泰斯特、列奥纳多、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等。”（215页）
但是，笔者基本上还是认同科学史之父萨顿所言，科学是“人类的真正有积累性和进步性的唯一活动”。科学的进步恰恰就是以那些响当当的名字为标签的“一系列梯级攀登”。抛开科学的起源问题不论，科学史上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大多可以进行以年或十年为单位的精细研究。人类学的方法似乎不可避免地要损失科学进步的“精细结构”。
这样的“精细结构”的损失，在望远镜对科学进步的作用上便可见一斑。书中只是笼统地交待了西欧透镜的生产对科学革命的促进。但是我们知道望远镜是某个荷兰眼镜商无意中的发明，当时也只被当做玩具对待。只有到了伽利略手里，望远镜才变成科学仪器，才发挥出对旧知识体系的革命力量。因此这里起关键作用的应该是伽利略的天才大脑而不是几块透镜的组合。
为了让这种人类学方法看起来更为奏效，作者们在宏观上也试图调整玻璃制造技术与科学进步的步伐，使它们相一致。考古发掘的证据证明玻璃制造技术在罗马帝国时代一度兴盛之后，稍稍萎靡，但到十二世纪末，玻璃制造业在西欧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然而一般认为的近代科学革命要直到十七世纪才发生。为了解决这个步伐上的不一致，《玻璃的世界》的作者们提出了“二次科学革命”的观点。传统上的近代科学革命被作者们称作“第二次科学革命”，而在公元1250年到1400年间则发生了‘“第一次科学革命”。虽然，十三世纪初开始，亚里斯多德全集被发现，大学兴起，由阿拉伯学者保存和发展了的古希腊知识大量返销西欧，西欧知识界确实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这充其量只是对古代知识的学习，并为近代科学革命打下基础而已。真正的近代科学革命呈现出的特点和取得的成就是所谓的“第一次科学革命”所不可比拟的。这里作者们为了强调宏观上的一致性，固然重视了科学进步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但也抹平了一些科学进步的重要细节。
书中对与西方文明相对照的东方文明的描述，有几处稍有偏差或不严密。论证中国人患近视比率较西方人为高的统计数据都出自最近一个世纪里的调查，这些数据对玻璃缺席的中国古代有多大意义值得怀疑。书中有三处强调中国古代在公元前500年便获悉玻璃制造技术并大量生产玻璃，但吝于给出比较详细的证据。书中提到印度人对待玻璃的态度时，说玻璃在印度古代的地位低贱。但是笔者看到在一些印度古代文献资料中玻璃被当做构成日月两个天体的主要成份，与金、银并列，并认为玻璃“纯真无杂，外内清彻，光明远照”，（《佛说长阿含经》卷二十二“世本缘品”）这里玻璃似乎不那么低贱。
但不管怎样，抛开某些学术观点上的异议，笔者承认这是一本写作和制作都非常漂亮的书。就象该书的英文书名The Glass Bathyscaphe（《玻璃深潜器》）所暗示的那样，该书作者们从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物品入手，深潜到中西方文明的深处，探讨了它们各自的不同历史，并试图揭示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还是颇有启发意义的。似乎是为了照顾大多数的中国近视读者，该书的字号和行距也比一般的出版物大，但18元的价格还是能让读者接受的。书末附了两个关于玻璃的小附录，还给出了各章推荐书目、近200种参考书目和详细的索引，大大方便了喜欢寻根刨底的读者。
《玻璃的世界》，`英`艾伦·麦克法兰 格里·马丁 著，管可秾 译，商务印书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