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清供特指书房清雅的陈设器具，即与笔墨纸砚相应发展而来的各种辅助用具。根据不同用途，有笔架（笔床、笔船）、笔筒、笔洗、笔舔、水丞、砚滴（水注）、砚屏、墨床、镇纸、镇尺、臂搁、印章、印盒、印规、仿圈、纸刀等书写用具。这些辅助用具的出现要晚于笔墨纸砚。

　　
　　文房清供自汉代开始兴起，唐宋时期得到发展，出现多种不同用途形式的文房器具，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成为点缀书案、赏玩自怡的书斋实用陈设品。这些器具制作小巧精致，常陈设于书斋文案，明代文人又称为“斋中清供”，并出现了记述文房清供的专著，如屠隆《考盘余事》、《文房器具笺》、文震亨《长物志》，详尽记述了书斋陈设器具及其发展演变，所列品名多达四十几种。明清以来，书斋陈设极为考究，“几榻有度，器具有势，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文房器具更是精巧而自然，成为极具个性，既具有实用价值，又体现丰富文化内涵的艺术珍品。

　　清代特别是清前期，各种手工艺制作兴盛发展。康熙时，招募各地贤才艺能者供奉内廷，并建立内务府造办处，其作坊林立，专门制作内廷御用和室内陈设器具，其中包括文房清供，数量可观。皇帝所居之处，斋堂轩室都需要大量清供陈设，无论行宫内廷，书写用具不可一日或缺。据档案记载，清代皇帝根据个人的喜好，都要增设和更换各处陈设。特别是乾隆时期，宫廷文化生活极为丰富，制作了大量文房陈设器具并传于后世。乾隆皇帝喜好古籍、文玩、字画，在位六十年间，内廷收藏丰富，《西清古鉴》、《西清砚谱》、《四库全书》等都是在此间完成的，乾隆御笔诗文画作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都需要大量笔墨应用，作为书写必备的笔墨纸砚及文房器具的制作，也达到了极盛。嘉庆、道光以后，开始禁止扬州贡玉，或酌减贡物，文房器具的制作规模逐渐缩小，各地进贡物品的数量也明显减少。其质地、种类日渐式微，制作工艺也不及前朝。
　　
　　清代内廷文房清供的制作概况
　　
　　清代内廷文房清供的制作均为造办处各作坊承办，特别是乾隆时，其制作规模庞大，管理极其严格，所有器具的制作过程均有档案记载。如乾隆三十五年“匣作”记载：所列配座文具有“白玉佛手笔掭一件，（配木座）腰元洗、青花白地小水盛一件，青绿哈蜊笔掭，青玉瓜式水盛，白玉双鱼洗，掐丝珐琅水注，霁红笔洗一件，青绿马纸镇，青花白墨罐一件，哥窑小笔洗一件，白玉合卺觚，配得合牌座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交淳化轩续入多宝格内摆”，还有“定窑有盖墨罐一件，定窑水注，青绿龟式水注，汉玉鸳鸯水注，哥窑葵花笔洗”。其中所列清供器具有水盛、墨罐、笔掭、笔洗、水注、纸镇等，不仅质地种类多样，造型也出奇精巧。另外还有以多种功用或多种器具组合的形式，如“文竹盘二件，内盛文竹笔筒、墨床、镇纸、水盛、砚盒随绿石砚……交江宁织造寅着照样成作，文竹笔山二件，又笔山发往杭州，交寅保照样配做笔山二件，其盘内糊雪花锦垫”，所说的文竹多盛盘，是一种成套组合式的书写用具，颇具宫廷特色。
　　
　　 文房清供除内廷制作外，也有一些是由地方督抚进贡的，其形制、种类也多种多样。如宫中进单（单0095）记载，“乾隆六年四月，造办处员外郎奴才王慎德，跪进巧色彩云笔洗成件，巧色蟠桃花插，宋制脂玉笔洗，宋制银晶砚山，绿晶英雄书镇，汉制玉马镇纸，巧色玉马镇纸，宋制玉蟹镇纸，巧色玛瑙水盛，宣窑宝莲水盛等”。其中笔洗、镇纸、水盛等，均以玉石质地制成，还有少量的官窑瓷制品。又如宫中进单（0025单）记载，“乾隆八年，润四月二十六日，杭州制造苏赫纳恭进有白玉砚屏成件，白玉笔搁成件，白玉荷叶水盛成件”；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初十日，江苏巡抚明德跪进“五岳端砚一方，青绿笔掭，脂玉仙鹤镇纸，脂玉莲瓣水丞，脂玉雷纹墨床，成窑印色盒各一件”，其中笔掭、印色盒为瓷制品，镇纸、水丞、墨床为玉石制品。这里记载的各种质地和种类形制基本上与藏品实物相符合。（胶122）乾隆三十五年如意馆，裘曰修宣纸淳化轩记字八开，并制有御题诗砚屏。御题诗画砚屏，也多有制品传世。 （0024单）记载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十二日成亲王贡进脂玉多件，其中有白玉刘海笔山、白玉荷叶笔洗、白玉双禄镇纸、白玉瑞兽水吸、白玉太平人瑞成件等。从以上档案可知，内廷文房清供质地种类形式多样，材质以玉石、翡翠、瓷制品为主，也有少量竹木牙雕制品。由于内廷的大量需求和制作，文房清供器具的种类也向多样化发展。
　　
　　清代内廷文房清供的种类特点
　　
　　清代御用文房清供种类丰富多彩，在品类、材质和制作上都远胜前代。笔筒、镇尺、印盒、臂搁、砚屏等相继问世（某些品类在前代文献中有记载，但不见实物），极大地丰富了文房用具的品类，也使各项辅助用具的功能更为完备。陶瓷、竹木、翡翠、象牙、玛瑙、水晶、金银、珐琅、石、铜、铁、玉、漆等各种材质都被用来制作文房清供，成为书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宫廷御用文房器具形成内廷样式，一部分是出于内廷造办处制作，一部分是交由地方按内廷式样制作，也有地方巡抚官员按年例进贡的方物。现故宫藏品中仅文房用具数量多达7万余件，从中可以窥见清代各种手工艺制作的发展概况。
　　
　　康熙、雍正时期的文房清供
　　

　　康熙时期，文房清供器具种类丰富，主要表现在各种瓷质文房器具呈现繁荣景象，笔架、臂搁、笔筒、水丞形制、釉色多样，如墨彩、粉彩、青花、单色釉、豇豆红釉、冬青釉、粉白釉、粉青釉、珊瑚釉等。墨彩，为釉上彩，烧成于康熙时期，其墨彩竹枝臂搁、墨彩笔筒等制作典雅，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制品。还有最为名贵的白釉暗团龙纹太白尊式水丞，造型为直径小口，圆腹，平足，底部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款。极为少见。粉白釉水盛制品也较为流行。冬青釉龙纹文具盒造型独特，以调色为主要用途，也是康熙时期特有的精品。

　　画珐琅制品也颇具宫廷特点。康熙御制画珐琅莲瓣式水盛，造型新颖，巧作盛开的莲花，粉色花瓣朵朵鲜艳，铜镀金口沿，并附铜镀金水勺，底部有青花楷体“康熙御制”方印款，铜胎厚重，制作精美，具有康熙时期典型特点。另外还有康熙处理朝政专门制作的铜珐琅暖砚。

　　这一时期民间流行的紫砂器具也进入宫廷。清初，紫砂制品提炼精纯，砂泥细腻，烧制技术更为成熟，在康熙、雍正时期极为流行，始有贡品。紫砂砚品较少，但也颇具古雅，并有多种色泥，如白、黄、秘色、褐色等砂泥。内廷所制紫砂笔筒，造型出新，不拘一式，有圆形、方形、树桩形、竹节形等多种形制，并堆塑、施彩描绘，或水墨写意或山水人物。还有刻花水丞、笔洗、臂搁、秋叶笔添、白果砚滴、题诗水盂等，均为出奇制胜之品，很受雍正皇帝的喜爱。紫砂笔筒采用堆塑、描金、彩绘等艺术手法，将山水人物风景再现于笔筒之上。如一件雍正时期的色泥堆绘黄砂大笔筒，高17.6厘米，口径16.7厘米，白砂胎泥精细，通体设色重彩，绘通景山水风景人物；再如紫砂笔筒，利用紫砂特有的砂质，在彩绘金黄色底子上设色山水人物，描绘水乡摇橹渡船的热闹场面，小船载满客人，河面波涛汹涌，人物簇拥喧闹，热闹场景尽收眼帘，圆形笔筒中间留白，表现宽阔的河面，盈水之间，颇有千里江河之势。利用通景构图，层层渲染，远山飘渺，山水之间，自然美景展现于笔筒之上，意境深远，应是出自造办处画师手笔。

　　雍正皇帝喜用玛瑙制品，其文房清供的制作，也多利用玛瑙的自然纹理巧做成各种水盛、笔洗等，颇显文雅。据雍正十三年活计档记载，正月玉作传作“端阳节玛瑙松寿同庚花插一件，玛瑙一把莲水盛一件，玛瑙福圆水盛一件，玛瑙福寿水盛一件，玛瑙福寿笔洗一件，玛瑙福如东海笔洗一件”，可知种类丰富。这些清供多以福寿为装饰题材，寓意祈福祥瑞，这是雍正时期的装饰特点。此后福寿题材成为内廷器物重要的装饰内容。
　　
　　雍正时期瓷质文房清供也丰富多彩。现藏品中最具特点的有墨彩、木纹釉、青花等。墨彩，为釉上彩，是在素白胎器上描绘纹饰，经炉火烧后，白地上呈现浅淡墨色花纹，犹如水墨画效果，以笔筒、臂搁尤佳。木纹釉也是雍正时期的创新品种，其木纹釉色黄褐相间，纹理刷丝，俨然如木，极可乱真，以景德镇烧制的木纹笔筒最为成功。雍正青花瓜棱形挂壁水注，为挂瓶式，可悬挂在墙壁上，多为内廷书斋墙壁装饰，其上描绘西洋花卉和莲瓣纹，并有人头形流注，颇具新意。
　　
　　雍正时期玻璃制作工艺水平高超，可惜传世品很少，只见有笔架、笔筒、水盛等。档案也多有记载。如雍正十年，制有“呆白玻璃胎泥金画珐琅花卉水盛一件”，但尚未见传世品。又雍正九年玻璃作记载，“做玻璃笔架二十件，不要单做葛出哈夫金式样，或双桃，或如意，或挑选好样的做，记此”，但因其质地易损，存世品甚少。雍正十二年九月做万寿节活计中所列品种，除玛瑙笔架、水盛、笔洗多件外，还有“呆绿玻璃笔架，呆绿玻璃加金笔架四件，呆蓝玻璃笔架四件”（雍正朝《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其中所述各色玻璃笔架制作精美，从藏品中也可寓目。现有一件圆形玻璃笔筒，为白套红料制成，制作精巧。还有少量玻璃水盛制品，并有楷书“雍正年制”款，也成为稀有珍品。

　　雍正画珐琅制品也独具特色。如画珐琅双桃式水盛，造型极为肖形，桃枝巧作握柄，通体明黄色亮丽，间饰绿叶俯仰有致，粉红色渲染成熟的果实，装饰有飞蝠，寓意福寿吉祥，并有楷书“雍正年制”款。

　　这一时期牙雕制品也较盛行，一般由广东购进原料，由内廷广东牙匠艺人制作，如笔架、笔筒、臂搁、镇尺、笔床等均有制品，档案文献也多有记载。如雍正三年“牙作”制有“象牙雕花笔格一件，松鼠葡萄笔架一件，”又“象牙雕鸡式笔架一件，荷叶式臂格一件，嵌黄绿石夔龙纽紫檀木镇纸一件，象牙五美重阳笔架一件”，“福禄寿象牙笔床、节节双喜象牙笔筒”。现藏品中还有象牙管笔、笔筒、臂搁、镇尺等。据记载“雍正十二年，禁广东进象牙”（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其后牙雕制品逐渐稀有，多制成小件文房器具。
　　
　　乾隆时期的文房清供
　　
　　乾隆时期，文房清供的制作规模更盛于前朝，不仅材质多样，种类也很丰富。如笔屏、砚屏、墨罐、笔船，铜墨斗、笔捵等多种形制出现，而且还出现以多宝格形式制作的成套文房清供珍玩，少则几十件，多则几百件，装潢精美，可谓极尽奢靡。如乾隆元年“匣作”记载，有“松花石盒一件，珐琅水盛一件，汉玉双喜笔屏一件，宣窑青花白地墨罐一件，碧玉天鹿压纸一件，玛瑙水注一件等二十八件”，其中笔屏、墨罐都是新出现的种类形制。

　　内廷还制作多种百什件珍玩，用多宝匣盛装，数量可观。如乾隆三十五年开始修建宁寿宫，宁寿宫花园、养性殿、淳化轩、墨云室、卷勤斋等处均制作大量文房清供陈设。据造办处记载，当年制作或重装的多宝文具箱，最多数量高达百种，有瓷器陈设、玉文玩、扇子、如意、三式炉瓶盒等，多陈设在各殿宇多宝格或宝物箱内。其质地品种也不可胜数，如“花玛瑙压纸一件，玳瑁盒表一件，白玉螃蟹压纸一件，碧玉双马压纸一件，碧玉荷蟹笔洗一件，白玉秋叶笔洗一件，熊窑笔洗一件，蜜腊甜瓜式鼻烟壶一件，佛手鼻烟壶一件，朱墨一锭，象牙起子一件，乌木尺子一件，湘妃竹笔一枝，玛瑙笔管一件，白玉心猿意马压纸一件”等。又有配做百什件，数量种类繁多，不同形制、用途均有新样出现，争奇斗巧。如“紫檀木笔船，铜墨斗一件，铅笔二枝，荆州石灵芝笔捵一件，玛瑙子砚、白石英笔架、银墨罐、玳瑁千里眼、花石盒松花石砚、白铜规矩、铜规矩、铜镀金规矩、墨夹各一件，铅笔二枝等等，以上共二百四十六件，洋漆纸锦等样匣在外。盒内另配端砚二方，珐琅相棋另配磁青纸一面，大棋一面，相棋盘一件。将大棋、相棋和配一书套式匣盛装……”，其中铜规矩、墨罐、墨斗、笔捵等都是乾隆时期流行的品种。

　　从以上记载可知，内廷各种文房器具的制作数量和规模庞大。其用途也很广泛，一方面作为宫廷殿宇书斋陈设，另一方面也成为极具实用与鉴藏为一体的赏玩品。特别是多种成套或成箱组合的文房清供制品，如雕漆文具多盛盘、旅行文具箱等都具典型宫廷特点。

　　现存一套乾隆时期制作的旅行文具箱，极为典型。集各式小件文玩六十五件之多，其材质多样，制作精良。箱长74厘米，高14厘米，宽29厘米。桌长74厘米，高30.7厘米，宽58厘米，用紫檀木制成，可折叠展开为桌，合闭为箱。桌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铜鎏金暗扣固定，设计巧妙。箱内设计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不同、大小各异的多宝格横卧其间，可以放置64件套文房器具，每件器具都有固定位置，严丝合缝，按其形状大小特制。此件文具箱制成于乾隆二十二年，是乾隆第一次南巡时，可见是为外出旅行特别由内廷巧匠精心设计而做。

　　乾隆时，内廷玉石材质丰富，文房清供的制作更以小巧精致取胜，笔筒、笔架、笔洗、笔山、砚屏、水盛、水注、砚滴、墨床、镇纸、花插、均成为书房典雅的陈设。玉质笔洗的制作最具创意，形制也不拘一式，并与装饰内容融为一体，多以花卉植物为形，如白玉海棠洗、汉玉秋叶洗、白玉鹤舞升平梅花洗、白玉事事笔洗、碧玉莲叶笔洗，玛瑙葵花笔洗等，形式各异，因材施艺，成为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艺术珍品。瓷制品也受到内廷的喜爱，一般多是地方官要烧制进贡，成窑、宣窑、汝窑、官窑、钧窑等皆有，据记载有“汝窑墨斗，官窑塘罗笔洗” “成窑印色盒各一件”、“宣窑宝莲水盛”等。现藏品中也以官窑制品为多，如仿宋官窑笔洗、笔架。木纹釉笔筒、臂搁也是这一时期的流行品种。

　　乾隆时期珐琅文房器具种类多样，最具宫廷特色，有暖砚、笔筒、笔洗、笔架、水丞、镇纸、墨床、仿圈等。并出现多件成套制品，为处理朝政御用器具。如画珐琅百花笔洗，造型简洁，装饰华丽，内壁装饰百花齐放，色彩艳丽，外壁装饰白地蓝彩缠枝莲纹，底内珐琅彩绘飞蝠和连枝寿桃，楷书“乾隆年制”款，落款形式新颖，也是极为少见的精品。
　　
　　嘉庆、道光时期的文房清供
　　
　　清代中晚期，嘉庆、道光以后开始禁止扬州贡玉，其制作规模逐渐缩小，各地进贡的数量也减少。嘉庆皇帝喜用玉石砚，有玉石砚、松花江石砚等，砚上均题名“嘉庆御赏”四字篆书。这一时期，内廷作坊仍沿袭制作，毓庆宫曾是嘉庆皇帝的书房，其内有继德堂、味余书室，椐档案记载，其中先后成做百十件器具陈设。如（胶155）活计档记载，嘉庆元年，将百什件盛古玩配做雕龙博古花样的木箱，所列清供器具有130件之多，其中有“均釉葵花式水盛一件，铜勺；青玉鳌鱼压纸，玛瑙松椿水盛，珊瑚勺；玛瑙桃叶笔掭；白玉墨床；青玉砚一方；嵌玉紫檀木墨匣；汉玉十二相押纸；甘黄玉星文笔筒；白玉鸳鸯笔山；白玉诗意背搁；汉玉耆草方筒；紫石圆砚；青玉桃式水盛一件，珊瑚勺；青玉琴式背搁；白玉雕龙背搁；红雕漆诗意笔筒；问政山图墨一锭；清芬阁藏墨；珐琅笔筒一件”，其材质有玉石、玛瑙、珐琅等，其命名也有称笔架为“笔山”、臂搁为“背搁”、镇纸为“压纸”的不同称谓，其制作仍承袭旧制。

　　嘉庆初期，还有相当数量的成组或成套百什件用具的制作，也颇具宫廷特色。故宫中有嘉庆年制雕漆文具诗册匣，长方形匣内嵌檀香木，其文具有端石小砚、青玉管斗提笔两枝、御制文房四咏诗册三函、“九贡”墨、绵纸等多件，诗册上有“嘉庆御览之宝”印记。

　　道光帝提倡勤俭，曾多次禁止例贡方物，内廷实用器物的制作也日渐式微，制作规模和数量逐渐减少，内廷流行的套装文具匣其数量也明显不及前朝。
　　
　　同治、光绪时期的文房清供
　　
　　清代晚期，因材料缺乏，内廷各种器物的制作也日渐衰弱。制作工艺也失精致。致使有些传统工艺技法失传。同治、光绪时期，仍承袭旧式制作。并出现一种文人自制或定制的铜墨盒形式，将墨汁贮存在墨盒中，便于携带。此后，因有些技艺不传，其制作工艺简单，虽也有一些铜、铁、锡制品，但形制不见创新。这一时期，笔帽除竹质外，还流行一种铜质笔帽，一般形制较长，可套装湿笔毫，并有保护笔毫的作用。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形制，其造型为倒置笔毫的形式，即笔插之上均制成固定的各式笔帽，可直接将笔毫插于笔帽，帽管数量不等，一般有二、三、五个帽管，可插毛笔多枝。这显然是由唐代流行的笔插形制演变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