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玻璃的研究最初多着重于文献。由于中国古代文献中玻璃名称繁多，而且往往与玉石之类的天然材料混淆使用，不易分辨，给研究造成困难。因此对中国古代玻璃的研究，必须主要依据考古发掘的玻璃实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土的玻璃器多辗转流散到国外。建国后，各地陆续出土了一批玻璃器，为中国玻璃器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的玻璃器

有人认为，中国最早的玻璃器出现于春秋末期。河南固始侯古堆 1号墓出土的玻璃珠,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都属春秋末期。这三处的玻璃经检验都是钠钙玻璃。鉴于蜻蜓眼这类珠子前6～前5世纪时在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十分流行，因此还不能排除这时的玻璃器是经过中亚输入中国的。战国时期玻璃器增多，比较集中在河南、湖北、湖南三省。蜻蜓眼出土数量很多。此外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品种，如玻璃璧、玻璃印、玻璃剑饰、玻璃蝉等,器形都仿制当时流行的玉器。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的玻璃器绝大部分是铅钡玻璃。含量较高的氧化铅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玻璃中很难见到，而氧化钡在19世纪前基本不存在于其他地区的玻璃中。因此，战国时期的绝大部分玻璃器无疑是中国制造的（见东周琉璃器）。

　  汉代的玻璃器

    西汉玻璃器的数量品种都有所增加。玻璃璧仍然存在，分布范围较广泛，器形一般大于战国璧。玻璃耳 、玻璃珠饰、玻璃带钩也比较常见，而蜻蜓眼却少见。西汉时期开始制造玻璃器皿，满城汉墓出土的玻璃耳杯和盘，扬州西汉“妾莫书”墓出土的玻璃“玉衣”片,都是典型的仿玉制品,且多为铅钡玻璃。东汉的玻璃器数量和品种都少于西汉，除广东、广西出土数量较多的玻璃珠外,其他地区的玻璃器出土很少,一般只有玻璃珠和玻璃耳 。这个时期出土的玻璃器皿很特殊,根据江苏邗江甘泉2号墓和广西贵县汉墓出土玻璃器的器形、纹饰和成分判断，可能是进口的罗马玻璃。

　  魏晋南北朝的玻璃器

    比较常见的是玻璃珠、环等小型装饰品。河北定县北魏塔基除了出土玻璃珠、环之外，还出土玻璃钵、葫芦瓶。这些器皿有中国传统器型的特征，但采用了吹制成型法,玻璃含较多气泡,制作也较粗糙，很可能是中国吹制玻璃的早期产品。南京象山7号墓（见象山王氏墓地）、辽宁北票冯素弗墓、 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器物，据研究，是输入中国的罗马玻璃器。湖北鄂城西晋墓出土的圆形磨饰玻璃碗、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凸圆柱纹玻璃碗，是典型的萨珊玻璃。新疆楼兰、巴楚、和田等地区也出土了这个时期的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残片，说明西方玻璃器经丝绸之路输入中国。

　  隋唐时期的玻璃器　

    隋代玻璃器的出土数量较多，制作精致。最突出的是西安郊区隋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器皿，其中有高铅玻璃，也有钠钙玻璃，造型与当时的瓷器相似。唐代玻璃器继承隋代传统，高铅玻璃与钠钙玻璃并存。湖北郧县李泰墓出土的玻璃瓶是唐代玻璃的代表作，唐代寺院塔基还出土一些薄壁小型玻璃舍利瓶。隋唐还生产玻璃珠、玻璃笄、玻璃小佛像等。唐代继续从伊朗高原进口玻璃器皿，洛阳关林唐墓出土的玻璃瓶、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圈纹玻璃碗可能是萨珊玻璃。

　  宋代及其后的玻璃器　

    北宋玻璃器多出土于寺院塔基中。河北定县5号、6号塔基，河南密县塔基出土的小型玻璃葫芦瓶经化验为高铅玻璃，部分为钾铅玻璃。北宋进口了相当多的伊斯兰玻璃器皿，河北定县 5号塔基、安徽无为宋塔、浙江瑞安慧光塔和辽宁朝阳耿延毅墓出土的玻璃器皿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南宋至明代的玻璃器除珠子和笄子等小型装饰品外，也有少量完整器皿。新疆若羌瓦石硖元代玻璃作坊遗址、山东博山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是中国迄今已发现的最早玻璃作坊。瓦石硖遗址生产钠钙玻璃，博山遗址主要生产钾钙玻璃。清代自康熙时起设立了宫廷玻璃厂，并雇用欧洲玻璃匠作为指导，制造高级艺术玻璃。清代的缠丝玻璃、套色雕刻玻璃及鼻烟壶等都是世界玻璃艺术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