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古称“琉璃”、“璧琉璃”、“药玉”等，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早在距今3000余年前的西周时期就能制造玻璃器了，但中国自产的玻璃以铅钡玻璃为主流，质地脆而易碎。南北朝时期，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从西方传来了外形美观、质地坚实的钠钙玻璃器。在中国古代文物中，玻璃器是数量最少的种类之一，而从西方传来的玻璃器更加稀有。近几十年来，南京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几件珍贵的六朝时期传来的西方玻璃器。

　　1972年，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出土了一对珍贵的玻璃杯（图一）。玻璃杯高10.9、口径9.4、底径2.5、壁厚0.5—0.9厘米。杯壁附着一层白色风化层，玻璃无色透明泛黄绿色，气泡较少且较小。直桶形，圜底。口沿下及底上磨有椭圆形花瓣纹，腹部有七个椭圆形磨花纹饰。一件基本完整，一件破碎，后修复。这对玻璃杯出土以后，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1979年希腊考古代表团来到南京，其团长凯萨德·罗米波芦在观赏了这件玻璃杯后，认为其造型与在希腊发现的罗马时期的玻璃器相同，应是西方传来的舶来品。土耳其伊兹美尔博物馆馆长菲克雷特·佩克也曾在1983年看过此物，他认为该器与土耳其出土的罗马时代玻璃器是一样的。根据检测报告的结果，这件玻璃杯的主要成分与古罗马玻璃化学成分接近，与当时中国国产的铅钡玻璃完全不同。这种筒形杯的器形不是我国的传统器形，而在罗马玻璃器中却很常见。这件玻璃器所采用的磨花技法是罗马工匠所熟练掌握的。这种玻璃杯及杯上图案和装饰技法，都没在我国同期墓葬的其他质料的器物中出现，可以断定这件玻璃杯是由罗马传入中国，是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早在两汉时期，中国与大秦（古罗马帝国）的贸易往来就很频繁，那时罗马的玻璃器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前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帝使人“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当时罗马帝国通往中国的商路有水陆两条，水路自地中海南岸登陆，出波斯湾，由印度洋入南海，抵达中国大陆；陆路经小亚细亚，即汉代西域之地抵达中国。其商品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王干、朱丹、青碧”等。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曾派使者到达中国。到了六朝时期，与大秦的贸易往来也十分密切，中国的丝绸运往罗马，罗马的玻璃器流向中国。三国孙吴黄武五年（226年），大秦商人素伦从南海来到交趾，后抵达建邺（今南京），直到嘉禾三年（234年）才回国。

　　我国虽然早在西周时期就已能够生产玻璃，但因为当时的国产玻璃是以铅为主要助熔剂的铅钡玻璃，虽“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而外国传来的玻璃“制差钝朴，而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瓷银无异，了不损动”。这几句描述与象山墓所出玻璃杯杯壁较厚，颜色略泛黄绿色的外形完全对得上号，可见罗马玻璃不仅因为其独特的磨花技法，更因其稳定坚固、不易破裂的物理性质而受到上流社会的喜爱，以致死后仍作为珍爱之物随葬。在六朝时候的古文献中也颇多提到玻璃器。晋人郭璞的《玄中记》中说：“大秦国有五色颇黎，红色最贵。”《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王留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同书《纰漏篇》说：“王敦初尚主……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王留璃碗盛澡豆”；又同书《汰侈篇》说：“武帝尝降王武子家，王武子供馔，并用王留璃器”等等。可见当时使用国外进口的玻璃器皿，只有高级的封建贵族才能享用，是非常奢侈的行为。

　　近年来，又有两件玻璃碗在南京市博物馆的考古发掘过程中面世。一件出土于南京富贵山六朝墓地（图二），该玻璃碗高7.8、口径8.5、腹部最薄处仅0.02—0.03、底部最厚处为0.5厘米。玻璃淡蓝色，透明匀净，圆唇，敛口，束颈，球腹，圜底稍内凹。有20条线隐隐隆起从底部延伸到碗下腹部，似为花瓣形装饰。出土时它承托在一件高3.7、口径11.5厘米的圜底银碗中，足见墓主人对它的珍爱。另一件出土于南京东郊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该器高7.1、口径9.1、厚0.1—0.15厘米，白色微泛青，透明度好，玻璃中含有不少小气泡。直口微敛，束颈，弧腹，圜底。肩腹部有3组极浅细的弦纹，碗腹部及底部有4周磨光的竖长椭圆形花纹，其中第三、四圈之间还有一周7个横长椭形纹饰。出土时碗底有漆托的痕迹，可见这件玻璃碗原来是用漆器盛托的。

　　这两件玻璃碗的主人都是当时身份显赫的人物。富贵山是当时东晋帝陵的所在地，虽然从墓葬的结构和规模来看可以排除帝陵的可能性，但该墓出土包括青瓷、金、银、铜、铁、玉、石、玻璃、琥珀、炭精等各种质地的器物60余件，而且制作精美，不少器物很罕见，绝非当时一般贵族和官僚所能享用，而且墓口方向朝着当时的宫城，似有拱卫皇宫之意，因此考古人员初步推测墓葬的主人应是皇室成员或者是皇帝身边的重臣。出土另一件玻璃碗的墓葬主人是东晋名臣高崧的父母高悝夫妇。高崧，字茂琰，广陵（扬州）人，曾任侍中（皇帝身边的近侍重臣，官三品，秩二千石）等职，据《晋书·高崧传》记载，其父高悝，官至丹杨尹，光禄大夫，其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金银器和实称罕见的玻璃碗等贵重随葬品，与其显赫的身份是相吻合的。

　　这两件玻璃碗的外形非常相似，均是侈口，束颈，球腹，圜底，器壁很薄，玻璃透明匀净，与象山王氏墓所出古罗马玻璃杯庄重敦厚的风格大相径庭，却有着浓郁的萨珊玻璃风格。伊朗高原的玻璃制造业历史很悠久，公元前一千年前后，在两河流域的影响下就开始生产玻璃珠饰等。公元三至七世纪是伊朗高原玻璃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除了生产大量玻璃珠饰、纺轮外，还制造精美的高级玻璃器皿，供上层社会享用和出口。由于这个时期主要是萨珊王朝时期，一般将它们称为萨珊玻璃。萨珊玻璃在世界玻璃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填补了罗马玻璃衰落之后，伊斯兰玻璃兴起之前玻璃制造史上的空缺，在继承和发展玻璃工艺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晋人张隐在《文士传》中提到这种类型的玻璃碗：“潘尼与同僚饮，主人有玻璃碗，使客赋之，尼与坐立成”。潘尼在这篇《琉璃碗赋》中写道：“取琉璃之攸华，昭旷世之良工，纂玄仪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圆盛月盈，纤霞罔丽，飞尘靡停。灼烁旁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过金石，劲厉琼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浊。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坐之曲晏，流景炯晃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至于琉璃的来源，潘尼在赋中作了说明：“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也阻远。”

　　富贵山及仙鹤观所出的这两件玻璃碗，器身下腹部及底部有类似花瓣的纹饰，特别是仙鹤观玻璃碗，腹及底部饰有四周磨光略内凹的竖长椭圆形花纹，从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萨珊玻璃风格。虽然其化学成分还有待科学鉴定，但这两件玻璃碗在制造工艺上毫无疑问是用吹制法成型，而根据文献记载，中国直至北魏以后才有吹制技术，在此之前的三国、两晋时期，中国国产玻璃仍采用传统的模铸法，还没有能够掌握吹制玻璃这种新的技法，那么可以基本断定，这两件出土于东晋早期墓葬中的玻璃碗当属舶来品无疑，应属萨珊玻璃系统。据《晋书·崔洪传》、《世说新语》等文献中所列举，玻璃碗、玻璃盅等器皿，是在少数帝王、贵族、官僚家庭作为宴饮、装饰的贵重用品，与金器并重，而这两件玻璃碗均出土于东晋位高权重的高级官吏墓中，下葬时还分别用银碗和漆器盛放，足可见其价值之珍贵。至于这些萨珊玻璃器如何来到中国，有可能是直接从伊朗高原越过葱岭而来到中国，也有可能辗转由印度传来。南朝梁天监初年，天竺王屈多遗长史竺罗达奉表曰：“今奉献琉璃唾壶、杂香、吉贝等物。”天竺即今天的印度，屈多王即笈多朝皇帝。

　　六朝时期是中外海上交通与经济文化联系开拓与发展的时期。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商业和造船业的发达，东南沿海一带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形成了一条由广州出海，沿马来半岛，经印度洋、波斯湾到达阿拉伯的巴格达的海上中西航线，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了南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以及印度、阿拉伯直至欧洲的贸易往来，密切了中外经济的交流。六朝时期的南京，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六朝文明，与当时的罗马一起被誉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中心”。凭借有通海的大江之利，南京成为一座有相当规模的国际大商埠。在当时的下关江面上，“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外国船队，“航海岁至”者“逾于前代矣”，这几件出土于六朝墓葬的舶来品玻璃器，就是当时中外往来的实物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