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证明,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中国就能生产玻璃。从春秋晚期开始,外国玻璃制品和技术陆续传入中国并带动了本土玻璃的发展。当时,东西方是由一条名为“西徐亚小道”的商路联结起来的。这条商路作为丝绸之路的最早萌芽穿越了游牧蛮族所占据的大草原,使文明得以交流传递。或许正是这条“小道”为中国古代玻璃艺术带来了最早的一块“他山之石”。中国古代玻璃艺术在蜻蜓眼玻璃珠之后,开始了漫长的仿玉器时代。
　　
　公元1世纪,古希腊商人在《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中也记述了沿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沿海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其中详细记载了中国的位置、物产以及地中海沿岸玻璃制品东运的情况。希腊-罗马在人类玻璃发展史上占据着中心地位,它比其它任何一种文明更为玻璃所浸淫,并赋予玻璃艺术一个黄金时代。自公元前3世纪直至19世纪,罗马领地的玻璃制造在很多方面一直占据着领导地位,不仅是工艺与技术,更关键的是认识与观念。因此从发展的角度看,水陆两条丝绸之路所带动的地区交流对当时尚处于起步期的中国玻璃艺术来说,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中华文化对于玉石的特殊偏爱,以及根深蒂固的陶瓷文化不断蓬勃发展,中国古代的玻璃艺术始终生长在玉器与陶瓷的浓重阴影里。在造型、色彩、装饰、功能等方面,模仿玉器成为玻璃材料的主要用途。从早期的璧、环、剑饰、、带钩到后来的带板、佩饰、首饰、摆件,玻璃都是作为玉石的代用品使用的。一些玻璃制品对天然玉石在色泽、纹理、质感上的模仿甚至达到惟妙惟肖、真假难辨的程度。对玉器的模仿使得中国古代玻璃艺术就材料语言与艺术表现力方面呈现出很大的缺憾,并且妨碍了中国玻璃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虽然玻璃的产生最初难以摆脱天然宝石人造代用品的地位,但在西亚、埃及、希腊、罗马文化中,玻璃作为特殊材料很快找到了自身独特的艺术语言。这种材料语言的逐步掌握又建立在对材料性质的了解与技术开发的基础之上。如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创造的金箔夹层玻璃技术,是将镂刻图案的金箔夹在两层透明的平板玻璃间进行软化(Slumping),很好地把握了玻璃在热状态下与贵金属材料的结合状况及软化成型技术。同时期流行的玻璃棒熔合技术(又称马赛克融合技术)则利用玻璃棒截面的花纹拼合成不同的图案熔合成平板,切割后再进行软化。这些尝试使玻璃从早先的核制成型、铸造成型逐步发展出软化、熔合、吹制、灯工等技术,从而使玻璃拥有了自身的艺术语言、地位和价值。而玻璃在古代中国则几乎长期被定位在玉石的廉价代用品上,玉色的不透明或半透明质感似乎无法摒弃,铸造后进行与玉器加工一样的精细打磨成为主要的技术程序。(图1、2)

　　丝绸之路为中国程式化的玻璃艺术输入了新鲜空气,尽管当时的西域文化无法像今天这样从某些思想领域上影响中国,但光鲜透亮、轻巧别致、五彩斑斓的西方玻璃制品却让人爱不释手、无法拒绝。中国玻璃制品的进口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即中国本土玻璃工艺发展的萌芽期,可谓由来已久。“由于春秋战国初的镶嵌玻璃珠都可以在西亚找到相似的对照物,玻璃的化学成分也与西亚玻璃相似,都是钠钙玻璃,因此可以推断早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镶嵌玻璃珠就是大部分从国外进口的舶来品。”[1] 随着商品、文化与技术的交流,以及社会需求的增长,自汉代开始,西方的先进玻璃工艺技术自然也随之传来。
　　
　　二、丝绸之路对中国古代玻璃艺术的主要影响
　　
　　1. 玻璃化学成分的改变
　　根据铅同位素测定等科学方法,中国古代玻璃从材料的化学成分分析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⑴ 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西周至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玻璃成分的化学组成属高二氧化硅,并含有大量晶态石英的烧结物,是中国古代玻璃的雏形。
　　⑵ 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至公元6世纪的隋代。这时的中国古代玻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前期以PbO-BaO-SiO2系统玻璃为主,后期以PbO-SiO2系统玻璃为主,也有少量K2O-SiO2为主要化学成分的玻璃。
　　⑶ 7世纪的唐朝至13世纪的元朝。出土玻璃仍以PbO-SiO2系统玻璃为主,同时还有K2O-CaO-SiO2,Na2O-CaO -SiO2,Na2O-CaO-PbO-SiO2等系统的玻璃。
　　⑷ 14世纪的明代至19世纪的清代。玻璃成分有K2O-PbO-SiO2,K2O-CaO-SiO2,Na2O-CaO-SiO2,Na2O-CaO-PbO-SiO2等系统。

　　从以上中国古代玻璃化学组成的演变可以看出 :中国本土玻璃的体系为PbO-BaO-SiO2和PbO-SiO2系统。这类玻璃较为脆弱易碎,对较大冷热变化的耐受力差,因而无法作为日常器用的材料。也正是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古代玻璃无法走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而得不到陶瓷那样的繁荣发展。自唐代开始,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钠钙玻璃配方使得玻璃相对结实耐用,日用推广成为可能。(图3)

 　　此外,丝绸之路也为中国玻璃的化学着色带来新配方。中国本土玻璃自西周到战国、西汉时,颜色以蓝、绿和涅白为主。在西晋鱼豢《魏略》中有记载 :“大秦国(即古罗马帝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淡青色)、绀(天青色)、红、紫十种流离”[2]。在舶来技术的启迪下,从魏晋开始,中国玻璃的色彩日益丰富起来,其中被西方考古界称为“中国蓝”和“中国紫”的色彩,就是中国自行发展出的以氧化钴、氧化铜着色的蓝色与氧化锰、氧化镍着色的紫色。
　　
　　2. 技术的传入
　　(1) 吹制技术
　　玻璃的吹制成形技术是利用玻璃材料特性创造出的一种特殊成形方法,它充分利用了玻璃高温液态下的可塑性与温度下降时的逐渐凝固特性。吹制技术最早出现于公元前后的地中海东岸地区,是罗马对世界玻璃发展史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它使得玻璃器皿快速批量规范化的生产成为可能。在同时代的中国,尽管在西汉已经发展出了碗、盘、盆、耳杯、平底钵等玻璃日用器具,但铸造及随后复杂漫长的打磨抛光工作使得制作周期不容乐观。这样精雕细琢的器具只能是极少数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无法走入寻常百姓家的状况自然严重影响了玻璃作为日用器具材料的可能性。1987年洛阳东汉墓出土的缠丝玻璃瓶,平底长颈,圆锥形绿色透明瓶身外缠白色装饰丝,是一件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1世纪至2世纪初地中海沿岸典型的罗马造型的玻璃器皿。但精美的进口吹制玻璃器皿在魏晋时期仍是珍贵的“宝器”,在《洛阳伽蓝记》、《琉璃碗赋》中皆有对进口玻璃器流光溢彩的描述,精致的罗马吹制玻璃成为当时豪富们“斗富”的重要法宝。北魏时期玻璃吹制技术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成为此后中国玻璃产品成型的主要方法之一。据《北史·大月氏传》记载:“(魏)太武时,其国(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于山中,即京师铸之,即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召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段文字记述了北魏太武帝(424年-451年)时西域月氏商人将西方玻璃技术引入中国,并在北魏京师平城(今大同)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玻璃吹制工厂的历史,其产品质量“光色映彻”,应为透明度很高的玻璃,并且价格品质明显优于当时的进口货,由此改写了玻璃器皿在中国曾经作为珍贵“宝器”的历史。

 　　 　　
　　(2) 抛光工艺及表面装饰工艺
　　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表明,罗马玻璃最远曾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目前,中国出土的最早的罗马玻璃是广州横枝岗西汉墓出土的三只平底直口玻璃碗,这三只模制成形的半透明深蓝紫色玻璃碗外壁均经过手工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阴弦纹。内壁光滑无痕,可能运用了火抛光技术。经X荧光定性分析确定,该材料是不含铅钡的罗马玻璃。另外,在广西汉墓出土的本土钾玻璃容器虽然在材料化学成分上与罗马玻璃不同,器形也具有地方特色,但其抛光工艺,特别是固定车床抛光工艺与罗马技术如出一辙,绝非巧合。(图4)

 　　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各种玻璃表面装饰工艺开始影响中国玻璃的发展,罗马玻璃的缠丝、贴塑,萨珊玻璃的表面乳钉装饰,伊斯兰玻璃的刻花与描金装饰都开始在中国玻璃发展中流行起来,随着本土工匠对技术的掌握,一些运用西方技术但具有有本土风格特征的装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玻璃器皿上。(图5、6、7)

　　3. 材料观念的改变与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中国古代玻璃作为玉器的仿制品在艺术风格上与同时代的玉器如出一辙,制品也多模仿玉器不透明的材质特点。随着透明亮丽的罗马玻璃的输入,及线条流畅、表面光洁的吹制器皿的传播,当时的中国人对于玻璃材质的认识也逐步发生了变化。1964年,河北定县北魏塔基石函(公元481年)出土了七件天青色玻璃瓶与钵。这些圈足圆唇的自由吹制器皿器形简单,器壁极薄,气泡密集,手法并不成熟,被确定是中国吹制玻璃的早期作品。吹制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玻璃制造效率,使得加工玻璃器皿造型的周期大大缩短,同时也为日用玻璃的发展提供了技术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玻璃器与汉代的仿玉玻璃不仅工艺不同,更多的是外观审美上的差异。北魏塔基的玻璃器开始摒弃仿玉的混浊效果,追求玻璃材质的晶莹剔透之美。玻璃终于摆脱了玉石替代品的桎梏,回归到展现自身材质魅力的轨道上来。到了唐代,中国玻璃的制作工艺日臻成熟,吹制成为玻璃器皿的主要成型方法,透明成为玻璃的重要追求品质之一。如陕西扶风唐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玻璃茶碗和托碟,器形规整,透明度极好,应是唐代宫廷作坊的作品。中国玻璃在制作技术与材质审美上如此巨大的变化可以看成丝绸之路将罗马、萨珊等地区的玻璃文化向东传播的一大成果,丝绸之路不但带来了新技术,更为中国本土玻璃艺术带来了新的材料观念。(图8、9) 

　　此外,丝绸之路带来的异域风情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玻璃的艺术风格。贯穿东亚、中亚、西亚与欧洲的丝绸之路将沿线各种风格贯穿起来。到魏晋南北朝时,罗马、萨珊艺术风格开始影响中国玻璃的造型与色彩。与传统的沉稳厚重不同,器物开始轻薄透明起来,色彩也日趋亮丽。隋唐时期的中国玻璃充满浓厚的波斯风格,装饰手法在磨花、刻花、贴塑等基础上发展出更为精细的工艺。如陕西临潼1985年出土的唐代玻璃网纹瓶,所饰凸起的网格纹就是二次贴塑的工艺。这些西域因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玻璃艺术风格,为本土玻璃创作提供了灵感与启迪。(图10、11、12)

　　近几年,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的考古研究开始沿着丝绸之路逐步展开。正如玻璃考古专家Robert H. Brill博士所说 :这一研究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有助于增进理解东亚(中国、韩国、日本)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同时这对世界玻璃史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随着考古研究的推进,一些学者开始主张将丝绸之路的概念由传统的中国-中亚-西亚-欧洲陆上丝绸之路扩展到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由中国向东及东南延伸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及东南亚地区。


 
　　丝绸之路的概念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20世纪60年代,玻璃在西方成为独立的艺术创作材料,玻璃工作室运动在四十年后开始影响中国。这条传播玻璃工艺技术、流通玻璃艺术思想的新丝绸之路,不但能让我们了解世界,也能让世界了解我们。
　　
　　
　　|参考文献|
　　[1](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城、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 Keith Cummings: Techniques of Kiln-formed Glass, London, Philadelphia, A & C Black,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8。
　　[3](英)艾伦·麦克法兰、格里·马丁:《玻璃的世界》,管可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3。
　　[4] An Jiayao:The Art of Glass Along the Silk Road,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AD, The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4,P.57.
　　[5] Robert H. Brill & John H. Martin:Scientific Research in Early Chinese Glass,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1991。
　　[6] 周嘉华:《文物与化学》,东方出版社,上海,2000。
　　[7] 杨伯达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金银玻璃珐琅器》,文物出版社,北京,1987。
　　[8] 安家瑶:《玻璃器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2000。
　　[9] 干福熹主编:《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10] Chloe Zerwic k:A Short History Of Glass,Harry N. Abrams, Inc., Publishers, New York, 1990。
　　
　　|注释|
　　[1]安家瑶:《玻璃器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2000,第21页。
　　[2]流离,亦作琉璃,“流离”是历史文献中对玻璃的最早称谓。西汉杨雄的《校猎赋》中有“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句。《南州异物志》中记有“流离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