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镶嵌工艺最早出现在二里头夏文化之中，商、西周时期青铜器上很少见到，几乎没有发展，战国时期镶嵌工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制作工艺上看都时空前绝后的，出现了大量镶嵌精美的青铜器，是中国镶嵌青铜器的辉煌时期，洛阳则是这种特殊工艺发达的中心地区。铜镜上出现镶嵌工艺就现有资料看在战国时期，而且集中出土在洛阳地区的战国墓葬中，并伴有其他特种工艺铜镜出土，如透雕夹层镜、镶嵌金银镜、彩绘铜镜、多种工艺复合镜等等，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镜铸造加工技术的最高水平。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洛阳东郊汉魏故城内城东北隅金村大墓出土数千件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珍品，引起世人的瞩目，其中的一件镶嵌玻璃、玉铜镜，在中国古代铜镜大家庭中独一无二，并有明显的异域文化特色，完全改变了商周以来纹样宗教化，神圣化的格局，呈现出别开生面的新貌，故有必要加以论述。

一

    这件铜镜系1928年—1934年洛阳东郊金村大墓出土（1），现藏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直径12.2厘米，圆体，面光平，背中央以镶嵌白、蓝色同心圆琉璃珠（未见检测报告是琉璃还是玻璃不能确知）作纽，圆形纽座为玉环镶嵌而成。该铜镜纹样以玉及琉璃明显将镜背划分为内外两个区间，内区主题纹样在镶嵌的大琉璃环上以六组各五个白、蓝同心圆组成的形式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特色，外缘镶嵌一饰索状纹的玉环。它是先铸造铜镜体，然后镶嵌的，其琉璃环及玉环完全是按这一时期铜镜镜背纹样的内外区间划分镶嵌的。该镜纹样与各地的战国铜镜纹样有明显的不同，一是变三线纽为琉璃珠纽。二是改纽座、内外区以线条或纹饰划分为以质地不同的玉、琉璃区别。三是改变了楚镜外区（镜缘）几乎不见纹样格局。四是完全改变了这一时期铜镜上的纹样风格（流行的龙纹、蟠螭纹、山字纹、羽状地纹、四叶纹等）为一种在琉璃珠纽及琉璃环上的同心圆纹样。这种纹样也称“蜻蜓眼”，与洛阳战国墓中出土的玻璃珠极似，具有鲜明的西域文化特征（详见后论）。显而易见，该铜镜以玉及琉璃作为镶嵌物极具文化特征，完全改变了铜镜传统的纹样及工艺制作特色，色彩亮丽，对比强烈、和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铜镜纹样风格及色彩效果，是一件绝无仅有的铜镜珍品。      

             
    尤其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件铜镜镜背上镶嵌的蓝、白色琉璃或玻璃珠及蓝白相间的同心圆纹，与这类纹样相同的琉璃或玻璃珠子洛阳地区的战国墓中常常可以见到，有的内胎为浅绿色，有的为白灰色，有的为玻璃，有的为没有烧结的料胎表面已形成玻璃层（有人称为釉砂，有人称为陶胎）。如洛阳西工区3943号战国墓出土5枚（2），中州中路8371号战国墓出土3枚（3），洛阳西工区2197号战国墓发现9件一组大小依次递减琉璃珠串饰（4），1973年西郊4号战国墓出土3枚（5），其圆圈纹的颜色以蓝、白居多，棕绿者次之，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主人全身散落8枚玻璃珠，它是由几种不同色调玻璃经过特殊工艺套制而成（6）。不仅如此，这种特殊的“蜻蜓眼” 玻璃珠在战国时期广泛分布在整个中国境内，据高至喜先生统计，全国各地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各类管、珠达七百一十件（7）。除洛阳常见外，在两湖及河南南部的楚墓中比较流行，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8），湖南长沙湘乡（9）、资兴旧市（10）、长沙市黑石头等楚墓（11），河南淅川和尚岭（12）、徐家岭（13）楚墓等等。而且这些楚墓中往往还发现一定数量的玻璃制品，仅长沙地区有100座楚墓中随葬玻璃器（14），可以说是楚国生产玻璃的重要地。然而，战国时期这个地区作为全国铸镜的中心，发现了大量铸造精美的铜镜，却从来未见以玻璃珠作镶嵌装饰，在其他地区铜镜上也同样未见镶嵌琉璃珠装饰，到汉代仍然发现大量小型玻璃珠饰，并有少量的“蜻蜓眼”，也未见作铜镜上的镶嵌装饰。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是铜镜铸造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已完全改变了前代数量稀少，镜背光素或纹饰极简朴、制作粗糙的特点，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格局。作为铜镜铸造中心的湖南长沙一带集中出土了大量形式多样的战国铜镜，被认为是楚人的风尚。而洛阳虽作为王都所在地（这里分布着东周时期三大王陵区，东郊金村为陵区之一），这里多年来发掘战国墓达几千座，发现大批战国时期的文化遗物，但出土铜镜数量极少，与战国时期两湖地区楚墓的铜镜相比显得更有限，但这里出土的特种工艺镜却是楚地所不能比拟的（15）。笔者已论述这些特种工艺镜很可能是为王室专铸的用具，就是说战国时期使用铜镜并非中原地区的风尚，可能仅作为王公贵族小范围享用，所以数量极有限（16），且表现出强烈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嵌金银工艺、鎏金工艺、镶嵌玻璃工艺的使用在整个中国铜镜铸造史上开创了新的一页。其实，洛阳地区青铜器上镶嵌工艺在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就开始了，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一定数量制作考究的镶嵌绿松石青铜器及制绿松石作坊遗址（17），标志着夏代已有比较发达的镶嵌青铜器工艺技术（18）。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这件极为罕见的特种工艺铜镜只能是洛阳地区当地铸造的、王室高级贵族专用的生活器具。

二 

    根据现有考古发现中国的玻璃制品大约出现在春秋末战国初，战国时期的玻璃制品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并形成了自己独立体系的制造业（19）。镶嵌玻璃珠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广泛使用，不仅使用了西方的玻璃珠，而且自己制造了纹样华丽具有自身特色的玻璃珠。这类玻璃珠为一种特有的工艺技术而为，它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玻璃制品。同时还大量使用了一些玻璃装饰品，如楚文化中短剑柄上嵌玻璃，这一时期墓葬中常发现一种以蓝、白、褐诸色同心圆（或椭圆）中间有眼的纹样装饰品（蜻蜓眼）等。尤其是镶嵌玻璃珠洛阳及三晋地区的战国墓及楚墓中常常发现，往往呈大小不等的圆珠状，这种纹样的制品与这一时期流行的纹样及各种质地制品上的纹样有相当大的距离，完全呈现出新的面貌。据考古发现，大概在公元前2500年—2000年玻璃在西亚已开始出现，当时大量的蜻蜓眼与自然玉石组成项链，如在开罗埃及博物馆就收藏了公元前1500年的蜻蜓眼及玉石组成的项链，古埃及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镶嵌珠“蜻蜓眼”珠也已流行，并采用了先制备套色的玻璃棒然后把切下的套色“玻璃眼”嵌入尚未完全固化的玻璃珠上（20），这种技术春秋战国时期已传播到中国境内，特别是战国时期，这种镶嵌玻璃已遍布南北，集中在湖南、湖北及洛阳地区。这些玻璃制品一些是从西方传入的，一些是当地制作的，如河南侯古堆一号墓中出土的玻璃珠经检测为纳钙玻璃，应该是从西方传入的（21）。

    湖北江陵久店发现的26件玻璃珠经后德俊先生测量，认为是铅钡玻璃，应是我国自己的产品（22）。这些镶嵌玻璃珠主要采用两种工艺过程制作，一是利用融化后的玻璃液在冷却时有一个黏度逐渐增大、质地由软变硬的过程而进行的玻璃成形工艺。据考证这种方法制嵌玻璃珠是在一种金属棒的一端涂耐火泥，耐火泥上粘一层石英粉末或细砂粒，挑起一块溶化的玻璃料，趁其熔融状态时将其做成圆珠形，在器表面黏贴上一层又一层的玻璃液，并形成了一定数目不同色的眼，在整个制作过程中为了避免玻璃表面冷却，需要不停地加热。金村出土的镶嵌玻璃珠及玉铜镜很可能使用这种方法制成镶嵌的，由照片观察其主题纹样“眼”有一定的厚度（照片反映出由顶上打灯光下方有明显的影子），很可能是层层不同颜色玻璃液涂上的。洛阳出土的嵌玻璃珠山字纹铜镜（23）同样也可能采用这种方法制作，但不同的是在同心圆中间又嵌入透明的玻璃珠（可望对这几件玻璃珠进行成分分析），金村这件镶嵌玻璃、玉铜镜上的纹样是以同心圆组成梅花状形式与西方同心圆纹样有所区别，它与山东曲阜鲁国古城战国墓出土的玻璃珠纹样形式极为接近（24），应是中国匠人对西方同类纹样的改进形式。可以说这件铜镜是以中国特有的形式（原版带纽及纹样结构）与西域风格的镶嵌玻璃珠结合而制作的富有特色的镶嵌铜镜，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直接见证。

    另一种方法先成型后溶化（或烧结），实际上这种方法形成的玻璃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玻璃，只是在表面形成了玻璃层，内部还是未融化的砂粒。过程大体是：将掺有助溶剂的石英粉末用水或黏合剂调成干稠状并制成圆珠，在珠体表面作出圆圈形，其突起的外形可能是用成分不同的另一类原料制成。制成后在一定温度下焙烧，其表面砂粒烧成玻璃层，珠体内部仍然是未熔融的砂粒状，只是被烧结，这种珠极易破损。洛阳战国墓出土的这件镜嵌玻璃珠似乎未采用这种方法，但洛阳战国墓单独出土的玻璃珠有的是这种方法制成的。
镶嵌玻璃珠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发现，日本东京大学曾在伊朗高原吉兰州发现了公元前6—2世纪的墓随葬相当数量的镶嵌珠，与我国发现的比较接近同样是以蓝色或绿色的球形玻璃母体上嵌入一排3倒个同心圆，或嵌入6到8个同心圆（25），伊朗高原在这个时期之前已有很长的玻璃制造历史，所以安家瑶先生认为中国最早的镶嵌玻璃珠很可能是来自伊朗高原（26），是很有见地的。
 
注释
(1) 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京都小林出版部，昭和十八年（1943）增订本2。
（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西工区3943战国墓》，《文物》1999年第8期。
（3）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中州中路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3期。
（4）叶万松：《周秦汉魏时期洛阳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洛阳考古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99年。
（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9期，文物出版社，1985年。
（6）（2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11月。
（7）（9）（10）（11）（14）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文物》1985年12期。
 （8）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12）（1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5）战国时期铜镜铸造有了突破性的发展，青铜器上的特种加工工艺技术第一次出现在了铜镜上，而且集中出土在洛阳地区的战国墓葬中，据笔者统计已有30余件，他们包括镶嵌工艺铜镜，透雕工艺铜镜及透雕、镶嵌、彩绘等多种工艺相结合的铜镜几类。其他地区仅有零星发现，楚墓发现的特种工艺铜镜仅见透雕夹层镜及彩绘镜且数量极少（高至喜《论楚镜》，《文物》1991年第5期56页）。因此，洛阳出土的战国特种工艺铜镜在数量众多的同时期铜镜中独领风骚。参阅高西省：《洛阳出土的透雕夹层铜镜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4期。
（16）（18）高西省：《洛阳出土战国特种工艺铜镜及相关问题研究》待刊。
（17）
A、王金秋：《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中原文物》2001年3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11期。
（19）（26）安家瑶：《中国古代玻璃与日本吉野里的玻璃管饰》，《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5年。
（20）（22）A、后徳俊：《先秦和汉代的古代玻璃技术》第二节，春秋战国时期的玻璃制造技术，《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第七章；B、干福熹主编：《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第七章，101页，93页，上海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
（23）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西工区C1M3943战国墓》，《文物》1999年第8期。参阅高西省：《洛阳出土战国特种工艺铜镜及相关问题研究》待刊。
（24）山东省文物研究所：《曲阜鲁国古城》178页，齐鲁书社，1982年。
（25）转引安家瑶：《中国古代玻璃与日本吉野里的玻璃管饰》，《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5年。